銀行不能跳過司法程序任性扣款

　　日前，有媒體報道，某銀行客戶王先生的一張信用卡到期換了新卡，在新卡未激活使用的情況下，銀行仍收取了每年200元的年費。王先生逾期未還，該銀行便根據領用合約，從王先生另一個該行儲蓄賬戶中直接扣收錢款還賬，最后還起訴王先生索要剩余欠款。攤上官司的王先生提起反訴，指責銀行惡意扣款。在法庭上，該銀行當庭支付了王先生被扣款本息及經濟損失，但不同意賠禮道歉。

　　這件事的發展鏈條是：未激活信用卡被收取年費——銀行從該客戶在銀行的儲蓄賬戶直接扣錢——賬戶余額不足還款被銀行起訴——儲戶反訴銀行得到還款——銀行拒絕道歉。那么問題來了：這究竟是哪家銀行？從公眾與銀行長期博弈的情形看，唯有將該銀行名稱廣而告之，使得客戶“用腳投票”，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報道隱去了銀行的名字，似乎是有所顧慮。當銀行無所顧慮，而維權、報道卻要處處顧慮，如此景象，實在令人憂慮。

　　“未激活信用卡被收年費”固然霸道蠻橫，更令人“細思恐極”的，是它直接從客戶的其他儲蓄賬戶里劃走錢的做法。理論上來說，有權查詢、凍結、劃撥銀行存款的機關是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銀行“直接扣收”意味著銀行跳過了司法程序，直接凍結、劃扣消費者的款項而不經審判。這在銀行一側，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天然權力。銀行自認為掌握客戶的賬戶，就可以直接扣款，使用個人信息無須經過合法性審核，照自己意愿即可。

　　消費者在銀行面前，個人信息一覽無余，可供其隨意支配；而公眾至今連究竟是哪家銀行都不知道，也折射了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權利不對等。

　　可以預想的是，隨著大數據的發展，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將進一步加大。從社會輿論看，公眾更關注的已不只是信息共享如何擴大，而是信息之間能否筑起壁壘，能否自行為信息使用設限。遺憾的是，目前來看，很難。而個人信息又關聯著個體權利，當個人信息的取用毫無節制，相關的行業監管松弛，那么類似“直接扣款”這種便捷的糾紛解決方案，自然就會具有十足的誘惑。

　　當下信息化發展日新月異，但商業倫理乃至社會的運行倫理，并沒有真正遠離現代化起步時的價值地基?，F代社會建筑在權利清晰界定之上，一個社會能為個體提供正當且足夠的權利維護手段，是一切發展的前提。大數據也好，各種現代化器物層面的進化也好，背離了權利維護的價值預設，機構相對于個體器物上的優勢，必然會導向相比于前現代社會加倍劇烈的不對等。這也就呈現了如此景觀：銀行的霸道，從“錢款離柜概不負責”一路進化成“直接扣款”，而個人權利的維護像被甩脫在進程之外，依舊如此艱難，維權成功也換不來一個道歉。

　　這則新聞，或許會被媒體置于“社會新聞”一欄，很快被海量信息所淹沒；或許在不少人眼中，這也構不成一個“爆款”的重磅信息。然而，就是這件200元的小事，現在也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很多時候，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來標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