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涉黑團”的討債生意：沒事干 關鍵還管飯

　　2016年1月的一天，一群陌生的大媽們來到了河南省商丘市政法干校家屬院。她們拿著擴音喇叭喊話、罵人，鬧得人心惶惶。

　　因家屬院南面要建高層小區，將影響采光，居民向當地規劃局反映后，工地停工。幾天后，這群大媽便來到這里。

　　有的大媽態度很兇，辱罵和威脅；有的大媽則“好心地”勸他們聽話，讓他們不要再和南面高層小區的開發商過不去。

　　家屬院代表李高(化名)斷然拒絕后，被大媽們用手指戳著鼻子罵，還有人推搡、拉扯衣服。李高不敢回罵、更不敢推她們，“萬一哪個大媽突然倒地、裝病鬧死呢？”

　　2016年3月，當地警方偵查發現，有一個平均年齡約50歲、約30名中老年婦女組成的“討債”團，這些人沒有正式工作，依靠電話互通消息，幫人“撐場”，參與各種債務糾紛、工程糾紛、醫療事故處理等等。

　　她們受人雇用，采取辱罵、侮辱、恐嚇、毆打、損毀財物、占用公私財物等手段，直至對方不堪其擾，息事寧人。

　　2017年7月5日，這個“大媽團”的14名主要成員被河南省睢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尋釁滋事罪，判處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當地人稱她們為大媽“罵罵隊”，還有人說她們是第一起“大媽涉黑團”。

　　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的大媽之一高云(化名)因病而被取保候審。面對新京報記者，她說自己覺得委屈：“我們確實犯法了，但不是什么黑社會。”

“關鍵是管飯”

　　參加幾次討債后，高云開始覺得，自己一個眼瞎的人也有了用處。

　　她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平原辦事處劉莊村人，45歲時因糖尿病并發癥，雙目失明，陷入黑暗之中，變得什么也不會。

　　三四年前，高云跟著村里的一個大嫂，第一次幫人討債。“我每天都沒事情干，玩得好的叫去幫忙，我就去了，就當是好玩”，她說，“關鍵是管飯。”

　　那時，她的丈夫已去世多年，女兒去了市區，高云獨居村莊，生活不能自理，連吃飯也幾乎全靠親友。

　　請她們的老板是一個親友，讓她們去幫腔和助威。“村里幾百戶人大多沾親帶故，不管誰出現困難，肯定會互幫互助的。”高云的一個堂侄說，他家也常常幫襯高云。

　　后來，在這個堂侄有需要時，高云也去幫他討過債。一般，請她們的大多是村里這些“兒侄輩”的老板們。

　　劉莊村是典型的市郊，距離梁園區政府、商丘市政府分別約5公里和10公里。眼看著市郊與市區間高樓越多、距離越短，建筑行業成為不少村民的謀生之業。對村民來說，打工的討要工錢，包工的討要工程款，這些早已見怪不怪。

　　今年7月底，記者走訪商丘市內部分建材市場得知，前幾年全國房地產行業出現較大波動，牽連商丘市內很多貸款或擔保企業資金斷裂、資金回收難，出現了很多經濟債務糾紛。討債難，民間因此出現了各種討債群體和討債方法。

　　“每筆生意都簽有四五頁紙的合同，規定限期付款和超期后賠償等事宜，但還是一半以上不能正常收到錢款。”劉莊村一個賣建材的老板說，現實中沒有超期賠償一說，能拖個半年、一年催回全款就不錯了。

　　這位老板說，他們出現民事、經濟糾紛時，公安部門只要雙方不打架、不鬧事，就只能現場調解；如果去法院起訴、走司法程序，不僅時間周期長、成本高，且打贏官司也難得到執行。

　　討債公司也不是這些小老板們隨隨便便就能聘請的。記者咨詢商丘多家網絡搜索靠前的討債公司得知，這些公司收費一般按討回金額的15%-40%左右收費，采取干擾債務人的企業經營、家庭生活等手段，暗示“難免需用點武力來威脅”。總之，收費高、動手鬧僵關系、打人犯法，這觸犯小老板們做生意的三條底線。

　　“只要老婦女，不要男的參加。”高云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所在：男人去討債很容易打架，而她們這些人都是可憐的“老弱病殘”，對方拿她們沒有辦法。

　　最開始去的幾次，高云說自己沒拿錢，覺得給親戚朋友幫個忙，請個飯就可以了。

　　她說，有時幫人要到賬后，對方會給她們每人一天發100元或200元錢。好處費多少，主要看“老板”大不大方。

　　高云每月領的低保不到200元。她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多年，沒有什么其他收入。

　　“只要別人管一頓飯”，高云以為，幫人討債不犯法，“我一個瞎子還能幫別人，我感到很榮幸。”

　　跳廣場舞的病人們

　　2015年前后，老房子漏雨厲害，高云離開劉莊村，隨女兒住進了市區。白天“聽”電視，晚上等女兒回家做飯。飯后，她就去小區附近跳廣場舞。

　　她在跳廣場舞時認識了蘇木香(化名)。61歲的蘇木香和兒子一起住在商丘市區，每天在家也是做飯、帶孫子、做家務。她的身體也不好，曾患上乳腺癌并被切除左乳，術后左手臂血管無法正常流通，導致現在左臂比右臂粗了很多。

　　在互相認識前，蘇木香也跟著認識的朋友幫人討過幾次債。

　　“鼓勵她晚上多去跳跳廣場舞，也支持她和別的大媽一起去討債。”蘇木香的兒子說，他怕媽媽得病后想不開，在家也憋得慌，“幫個忙，相當于去玩，但交待過，不能打架罵人，動氣了對自己身體不好”。

　　跳廣場舞時，她們又認識了陳美(化名)和胡林文(化名)等人。這幾人的家都比較近，除胡林文是男性外，其他人都是大媽。

　　其他幾個人的光景也差不多。

　　陳美53歲，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壓，四五年前離異后，和大女兒一家租住在城中村里，幫忙照看外孫；胡林文53歲，患有家族遺傳病肺氣腫，稍微走累一點就要引發哮喘，三四年前還把腿摔斷了，現在走路還有點瘸，由于不便出門，平時在家照看80多歲的父母。

　　胡林文的姐姐說，陳美和胡林文曾是同學，但幾十年來基本沒有聯系。兩人從2015年開始恢復交往。胡林文加入，成為了這群大媽討債團中唯一的男人。

　　高云覺得胡林文做人仗義，有次她病重時要頭撞東西自殺，碰巧被路過的胡林文死死拉著，相當于救了她一命，兩人也因此更加熟悉。

　　那時，高云還沒有專門供盲人使用的語音輔助手機。當有人找到她幫忙討債時，她就去找胡林文，借他的手機，或者直接請胡林文通知其他人。因為胡林文是男的，大多數時候不方便去那些“糾紛”現場，就為高云她們提供“后勤服務”。

　　幾人認識后，關系網大了許多。更多不認識的人知道她們后，親友托親友、鄰居托鄰居地輾轉找到她們幫忙。

　　“一般占理的才去，沒事找事的不去。”蘇木香說，這是她們“接活”的前提條件，比如去討債一定要有欠條或合同。當然，她也承認，隨著后來“業務范圍”擴大，參與一些拆遷糾紛、醫療事故時，就沒有堅持這一點。

　　漸漸地，她們在當地也有了點“名氣”。根據一審判決書，公訴機關指控，從2013年至2016年，這群大媽團伙共有29次尋釁滋事行為。2013年1次，2014年5次，而2015年突然增加到20次。到了2016年，僅1月就發生了3次。

　　判決書稱，這群大媽除參與各類債務糾紛外，還會被請去參與“醫療事故、宅基地糾紛、拆遷補償、鄰里爭執等經濟、民事糾紛”。

　　2016年3月左右，包括高云、蘇木香等人在內的14人被當地警方抓捕。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負責偵辦此案，該局警官李春光告訴新京報記者，該團伙涉案人員30余人，大部分是女性，年齡大都在50歲左右，最大的已70歲。

　　李春光還說，一般的成員按場次結賬，每場200元左右，領頭的多一些。如果去外地“出差”，報銷來回路費、包食宿。如果有人因此進了派出所或者受傷了，出場費會高一點。

　　警方認為，胡林文是組織者，主要負責接活，也負責策劃。陳美、高云、蘇木香和劉某(為高云的同村親戚)四人為骨干成員。

　　“占著討錢的理，吵架時不能輸”

　　直至被抓，這14個人也不是每個人都認識。蘇木香說，每次有人“接活”時，由“接活人”叫自己最熟的幾個人，根據事情大小，一般去3、4人就行，偶爾才需要10來人。因參與次數不多，還有一部分人從沒打過照面。

　　出發前，大媽們不用特別準備，各自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就行。一般是老板帶隊過去，如老板不方便親自出面，也會讓自己的親戚帶著她們過去。她們自稱是這個老板的親戚或朋友，要求對方趕快把錢還了。

　　有時，對方早已提前“跑路”，找不到人。有時，一個鐘頭就解決問題。有時，要和對方磨上一整天或者幾天。

　　如果對方和氣，她們就和氣說說。大媽們早來晚歸，到了午飯時間，欠款方會“客客氣氣”地買來盒飯和礦泉水給“光臨”的大媽們。

　　如果對方不和氣，她們就開罵，“罵對方、罵他的家人”，當地土話中的“孬種”“你個鱉孫”都是常用詞匯。

　　高云說，一般她們不會隨便罵人，但如果欠錢的人都罵，那討錢的人更有理由開罵，“對方老板欠錢不還，怎么還有理了？我們占著討錢的理，被人專門請去，吵架時不能輸！”

　　在記者面前，她不承認打架，“不打架，只罵架。”

　　然而，判決書顯示，多名被害人及證人陳述，欠錢方大多受到大媽們強烈的辱罵和侮辱，表現為被罵、被恐嚇、被吐口水、被驚嚇至病，甚至被推搡、被撕扯或被毆打致傷，有的還導致工地停工、家庭無法生活、公司無法運營等。

　　被害人趙某陳述，2015年7月，八名中年婦女“朝其中一個村民身上吐唾液”，“見到女性就撕扯女性身上的衣服，見到男性就脫了自己的衣服往男性身上靠”。

　　被害人張某說，2014年7月份，其因房屋拆遷與開發商發生爭執，后開發商找來十幾名婦女，圍堵其家門辱罵、恐嚇持續六天，其中一婦女在辱罵過程中用手抓住他的生殖器，后來其去醫院打針治療花費1000多元錢，其母親也因這些婦女鬧事受到驚嚇，于當年11月份去世。

　　一輪吵過、罵過后，大媽們也不走，待在那里。有凳子坐凳子，沒有就坐地上或車上，大媽們幾個人聊天、說笑。

　　“我們反正沒事，就當在玩。”高云說。

　　到了吃飯時間，老板或牽頭人領著一起吃飯。有的大媽需要趕緊吃藥。高云麻煩點，她每天要注射兩三次胰島素，而胰島素必須冷藏存放。大媽群中唯一的男人胡林文，不便于去“糾紛”現場，這時就會趕過來送藥。

　　大多時候，對方會報警。“有次警察同志對我們開玩笑說，你們大媽也‘出警’啦？”說完，高云問記者，“我不懂法，但警察出動是為民除害，我們出動也是幫助別人。你說是不是？”

　　大媽們的“江湖”

　　“討債天經地義，這樣做也不犯法”，一位請過這群大媽的老板說，他們多年摸爬滾打得到的討債經驗是，“欠款人都是做生意的，不管有沒有錢，只要去多鬧幾天，總能逼出幾萬塊錢。”

　　有時，這位老板自己趕到工地，拔掉工地電源，或堵在通道口阻止施工，但這樣容易產生肢體沖突。更多時候，他讓自己的媽媽、大姨、奶奶等，或邀請這群大媽，一起去對方家里坐著，一般兩三天錢就能討要回來。

　　蘇木香的兒子告訴新京報記者，商丘市里像她們這樣的群體比較多，有的是艾滋病人帶隊，有的是盲人帶隊，有的是腿瘸的人帶隊，有的是老人帶隊，很多人還是同一個村的。

　　“今天我們去了，老板覺得我們不行，第二天改請另外一批人去。”蘇木香有幾次遇到這種情況。

　　更常見的是，被催討的對方也會叫上一幫人來對付她們這群大媽。偶爾，兩群人一打照面，發現相互認識，或者本來就是自己人。這時，雙方會派出代表來調解，比如欠30萬，可商量先還5萬，其余的三個月或半年內還清。

　　2016年1月，市里一個工地上發生糾紛，她們也被請去。當地警察調解多次，但連鬧幾天，矛盾雙方請到工地“助威”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后加上施工工人共有一兩百人，事情越鬧越大，出現小的肢體沖突。

　　最后，對方中跳出來幾個“艾滋病人”，其中有一個男子，用鋼筋把自己的頭砸出血，邊沖邊喊“我有艾滋病，把血弄到你們身上”，一下就把蘇木香、高云這邊的人全部嚇跑了。

　　這起事件在當地造成惡劣影響，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將多起案件串并、對比后，發現她們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團伙。2016年春節過后，當地警方實施抓捕。

　　黑社會性質組織

　　2017年6月21日，河南省商丘市睢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該案。7月5日，14名主要成員被一審判決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尋釁滋事罪，判處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中，胡林文為團伙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陳美、高云、蘇木香和劉某(為高云的同村親戚)為骨干成員，其余人為參加者，均為主犯。

　　一審判決一出，很多被告人家屬表示不服：“怎么可能是黑社會團伙？判得太重了！”

　　根據《刑法》及立法解釋，黑社會性質組織必須同時具備“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和“非法控制性特征”，這四個特征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必要條伴，缺一不可。

　　14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認為，他們沒有固定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系或管理關系，都是誰接到活了就聯系認識的人一塊去，在受雇幫人助威、幫腔的過程中可能出現辱罵、甚至撕扯等現象，但由于年齡和能力等因素沒有稱霸一方，所得費用也均不高，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

　　判決書顯示，對該辯護觀點，睢縣人民法院不予采納：“經查，胡林文等人幾年來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組織，人數達十人以上，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胡林文，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員有陳美、高云、蘇木香、劉某，具備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

　　此外，胡林文等人以非法插手處置各類糾紛以獲得經濟來源，“具備了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胡林文等人采取辱罵、毆打、侮辱、恐嚇、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等手段，無故滋事、無事生非、逞強耍橫，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具備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胡林文等人的違法犯罪活動，使得商丘市區及夏邑、虞城范圍內的居民談‘罵罵隊’害怕，一見‘罵罵隊’就不敢與之糾纏，具備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控制性。故被告人胡林文等人的行為已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警官李春光回應稱：“‘大媽涉黑團’社會危害性大，已經具備涉黑涉惡團伙的特征，不應當因為其成員的性別和年齡加以特殊對待。”

　　1號被告人、組織中唯一的男性胡林文，被判11年有期徒刑。

　　左臂比右臂粗了很多的蘇木香被判有期徒刑5年。2016年初，她被發現乳腺癌已轉移到肝上，現已到晚期。最近再次住院后，醫生告訴她兒子，她最多還有一兩年時間。蘇木香的兩個兒子決定不再上訴。

　　盲人高云被判有期徒刑5年。她終于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但覺得委屈：“我們犯法了，但絕對不是什么黑社會。”

　　目前，高云已上訴。一審時，因為沒錢和覺得沒犯嚴重的罪，沒請律師。現在上訴，因為沒錢，依然沒請律師。

　　商丘市某行業協會負責人向記者表示，這起案件凸顯了政府部門對民間討債行為治理難的問題，一是嚴厲打擊很難有法可依，二是不打擊又會助長了非法討債的囂張氣焰，關鍵還在于尋找適當的處理方法。

　　7月26日，該案審判員睢縣人民法院袁中勇法官稱，一審判決出來后，14名被告人中已有12人提請上訴，目前該案已移交至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審理。

　　A10-A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宋超

　　A10-A11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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