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博物館工作者：查不到遇難親屬只能哭

高滿福19歲的發小陳志明(左)在地震中遇難。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攝

　　“陳志盼寫錯了，改成陳志明，1956年生人，是唄？”服務窗口，幫忙查詢的工作人員問。

　　“對。”62歲的高滿福挺高興，端著iPad遞給工作人員：“你看，1973年我倆在宏中照相館拍了最后一張照片，陳志明。”寸頭里鉆出白發的高滿福，指著照片里的一個初中生說。照片留白處寫著“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和陳志明同學留念”。

　　“錯不了，他哥倆合起來是清明，一個叫陳志清，一個叫陳志明。紀念墻上兄弟倆的名字上面就是他父母，一家四口都砸死了。”

　　說完，高滿福眼濕了，嘈雜的服務中心一陣沉默。

　　高滿福想著，怎么也要把二虎的名字給改對嘍。

　　二虎是發小陳志明的小名，這些年，每到7·28和清明，高滿福都能夢見他。二虎穿著綠色背心，一直是19歲的樣子。最近的一次，他夢見發小來“借身份證”。

　　只有改對了，才對得起夢里的二虎。

　　這是7月27日下午的唐山地震遺址公園。距離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41周年還差半天。

　　公開數據顯示，唐山大地震罹難者人數官方公布數字為242419人，現紀念墻登記數字為246465人，比官方數字多4046人。

　　從2016年7月28日至今，一年間，地震紀念墻上補刻了610人，216個人名得到修改。

　　公開資料顯示，在此之前，1992年、2008年、2010年分別有過較大規模的增補和勘誤。

　　參與過2008年增補工作的王蕾，至今還是會夢見那1米多高的登記本、臉上來不及擦去的汗水和一個個名字。

　　每個名字，都是一塊墓碑。

　　魂歸有處

　　在紀念墻的最后一塊黑色花崗巖板上，廣西人熊春柏的名字位于左下角。

　　2017年7月25日，31歲的曲陽雕刻師彭叢賓一筆一畫把他補刻了上去。每個字高4.5厘米，長5厘米，隸書鎦金，飽滿莊重。

　　相對于總長度500米的紀念墻，這個長約18cm的名字顯得平凡又渺小。

　　距離紀念墻100米處的服務中心，保留著熊春柏的補刻材料。

　　“茲有我單位(原廣西河池地區水泥廠)供銷科長熊春柏同志于1976年7月因公出差到唐山采購水泥機械設備，7月28日因地震在唐山市遇難……遇難人員紀念墻刻錄名單中，我單位熊春柏同志名字遺漏。”

　　熊明安63歲了，生活富裕，唯獨“老父親熊春柏41年生不見人，死不見尸”，成了他一塊心病。

　　今年春節，唐山人王振平到廣西南寧度假，認識了熊明安。

　　王振平把電視上補刻紀念墻的消息告訴熊明安，“老兄，你快去問，不管花多少錢都要刻上去！”等了41年的熊明安催促王振平，“只要把名字刻上墻，父親就算有了著落。”

　　1976年，父親熊春柏46歲，1米76的個子，留著從軍時干練的平頭，不茍言笑。為了籌建廣西河池地區水泥廠，擔任供銷科長的他到唐山采購設備。彼時，唐山是擁有百萬人口的北方工業重鎮。“設備運回廣西了，人砸在了唐山市三八旅社。”

　　震后，熊明安的哥哥坐火車到北京，又轉車到唐山，一個禮拜后蹭上運輸公司運送抗震物資的車，跑進唐山找父親。旅館塌平了，找了半個月，在派出所找到了父親的出差介紹信、廣西的糧票，還有一塊手表。

　　兩年后，單位來了公函，“認定熊春柏因公殉職”。

　　單位說死了，母親不認賬，每天給父親盛一碗飯放在旁邊。直到震后十年，為了求“入土為安”，才把父親生前最愛的軍裝、從唐山帶回的遺物，放進盒子，“做了個衣冠墳”。

7月28日，市民在地震紀念墻前祭奠遇難的親人。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墳有了，可心里依舊懸著一處塊壘。

　　幾十年里，母親時不時提起要去唐山。1991年，她帶著熊明安的弟弟去唐山抗震紀念碑祭奠了父親，回來后六年就去世了。“一直到她去世，紀念父親的方式就是每天給他盛飯。”

　　41年過去，父親籌建的水泥廠改制成有限公司。熊明安開了證明信，發給王振平。王振平回到唐山很快辦好了補刻手續。“政府給刻，不花一分錢。”

　　2017年7月26日，王振平把墻上的名字拍了視頻發往廣西。熊明安聽著震天的蟬鳴，抹著眼淚，“有了墓碑，總算盡了孝心，以后不用再到廣西的街頭燒紙了，父親總算魂歸有處，母親也該安心了。”

　　“無名”戰友

　　熊春柏的名字再往上，是近兩年補刻的兩百多位駐唐部隊官兵。

　　吳東亮60多歲了，眼睛早早花了。他看不清手機，但能看清墻上每一個核實過的名字。站在7.28米高的紀念墻前，他的眼前就像放錄影帶。

　　“第一列，第二行，那個李會彬是個通訊員。地震的時候他在值班，本來能跑出去，但他跑回去拉警報，被砸死了。挖出來時手里還攥著半截警報繩……”

　　2013年7月28日，吳東亮第一次陪岳父岳母來紀念墻。

　　早上6點多就到了，祭拜完家人，想了想，這里還有戰友呢。

　　他去服務中心的檢索機查一個叫“楊會來”的發小。“來回查了好幾遍，又換了其他幾個戰友的名字，都沒有。”

　　之后兩年他等著信息更新，但連著查了2年還是沒有。

　　被檢索的楊會來和吳東亮從小學就是同學，讀到高中一起參軍。在當時的無線電連，吳東亮是報務員，楊會來是衛生隊的醫生。地震時，房頂落下的椽子將楊會來攔腰砸斷。從此楊會來的奶奶精神失常，只要看見吳東亮就哭暈過去。

　　部隊上震亡的戰士都是像楊會來一樣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地震后，他們被集體掩埋在駐地附近的一個靶場里。戰友想去吊唁，就去靶場跟他們嘮嗑。后來城市重新規劃，靶場改成高樓大廈，“人就只能在心里問候了”。

　　他想把靶場上每個戰友的名字都找到，但是想要找到被遺漏的戰友名單太難了。

　　吳東亮所在的軍部從1983年開始裁軍，到1985年徹底裁撤。震亡戰友的檔案無從查閱。地震中，他腰椎錯位，股骨頭壞死，拖著一瘸一拐的腿，找了幾位以前的首長吃飯。

　　他和首長們一共12個人成立了“登統罹難戰友名單臨時小組”。

　　主管兵源名冊的軍務科科長得了肺癌，就派了副科長參加。小組從天津軍部開始查，兩個戰士查了兩天，翻了一屋子的檔案，最后翻到幾張介紹地震情況的資料。

　　“毀壞了多少汽車、多少槍支、多少炮、多少間房，”吳東亮頓了頓，在最后一行字上，他看到：“震亡戰士158名，家屬43名，友軍26名。”

　　只有數字，沒有名字。

　　他就挨個給身邊的連長、班長打電話。每報上來一個名字，就匯總。“一個叫張向陽的，好幾個人都提到他，有的寫張湘陽。就派人去他老家找人，他的老母親說是‘湘’，最后就刻了張湘陽。”

　　一個安徽的母親，知道要給兒子刻名字了，“非要來唐山”。吳東亮攔著，“等名字刻好了，再來。”

　　還有好幾個人都知道一個炊事班長去世了。但是姓什么，叫什么，哪兒的人，都不知道。吳東亮找到了他的指導員。打電話對方聽不見，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到了家里一看，“老年癡呆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炊事班班長的名字沒登上。

　　2016年3月，登統罹難戰友名單臨時小組向唐山地震遺址公園提交了104名罹難官兵名單。一年后，又有4名戰士親友找到吳東亮，“目前總共補刻了108個，還差50個人。”

　　50個未知的名字像石子，硌在吳東亮的心里。“現在熟悉的這幫人都找遍了。”這項工作還沒做完，但也發現越來越難，他會等著看到消息的人來找他，“我能活到什么時候，就做到什么時候。”

　　1米多高的名冊

　　唐山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征集罹難者名單是在2008年。

地震罹難者姓名補刻核對名冊。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攝

　　這是一項修補歷史的工作。“從2008年籌劃新建地震紀念墻到現在，近十年過去了，補刻和勘誤遇難者姓名的工作一直都在做。”在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管理處主任鄭湘軍的印象里，由于當年建墻時的名單來源較多，有檔案局的名單，也有面向媒體、社會征集的名單，“很多名單都是靠記憶和手寫，錯漏的情況時有發生。”

　　那一年，唐山籌建地震遺址公園，有人提出要把遇難者姓名刻上墻，重建唐山人的心靈家園。南湖生態城管委會會同民政局、檔案局在大白井游泳館收集唐山7·28地震罹難者姓名。

　　五六張桌子一字排開，桌上擺著4臺電腦。彼時，王蕾成為征集工作的負責人之一。

　　人太多，五六點就排起長隊。最長的時候500多號人。在南湖生態城管委會規劃處供職的王蕾負責登統，每天都“抬不起頭來”，只能悶頭寫名字，汗順著臉嘀嘀嗒嗒流下來，“根本沒空擦”。以致于4個月后工作結束，她還是每天夢到在“寫名字”。

　　大部分時候，工作人員不用問，來者會報上區域和家人的名字，然后開始講經歷。

　　有的人還沒開始說話就抹淚，有的剛握住筆手就開始顫抖。情緒激動的，在一旁哇哇大哭。“32年了，很多人是頭一次講給別人聽。”王蕾說，那四個月，她聽到和見到了太多的悲傷，極度壓抑，那些故事被她寫進日記，刻進記憶里。

　　有個截癱的女人坐著輪椅來給弟弟登記。女人說，地震那天天氣特別熱，她心疼在樂亭下鄉插隊的弟弟，包了肉餃子，喊他回家吃飯。結果弟弟被砸死在家里。母親直到去世都沒有原諒她。她寫著弟弟的名字，自言自語：“我要知道地震，咋還能叫他回來吃餃子？”

　　一個叫鄭寶歧的地震孤兒，大院里29個人，他是活下來的4個人之一。他來給弟弟鄭寶玉補刻名字。“他不會做被子，街道發的救助棉絮和布堆在家里，他看著發呆，最后鄰居幫了他。”王蕾記得，孤兒的生活難熬，鄭寶歧險些進了“菜刀隊”，最后兜兜轉轉又走回正途。

　　還有外地來信也轉到她手上。一個沈陽的女士，丈夫到唐山出差，客死他鄉。王蕾幫她辦了手續，2008年7月28日，紀念墻落成時，她丈夫的名字刻在了紀念墻上，“到現在都一直有聯系”。

　　有的一家都沒了，鄰居或朋友就幫忙登記。還有的人不知道名字，被提及的次數多了，就登記成“xxx女”、“xxx妻”、“xxx家”。

　　A4的登記冊，摞起來有1米多高。4個多月，登記了6萬多人名，最后和檔案局的名單對比，“征集了大概3萬左右以前沒有的名字”。抱著一摞一摞的名冊，王蕾第一次發現，32年前瞬間喪失親友的傷痛，似乎從來沒有被撫平，“像洪水一樣”，傾訴的閘門一打開，就淹沒了那個夏天。

7月28日，一名唐山市民將鮮花粘附在遇難親人的名字旁。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地震紀念墻落成后，還有增補和修改的市民找到王蕾。

　　唐山一中一位81歲的退休教師，人長得瘦小。為了找三個兒子的名字找了王蕾兩趟。他先去了地震墻，墻高、名字多、字小，他看不清。

　　他找到王蕾查名字，邊查邊講，“震后割舍不下三個孩子，沒再要”，把學生當了半輩子孩子。“他是一個人來的，轉身的一剎那，瘦小，那背影，孤苦伶仃。”

　　還有勘誤的。一個男人，妻子和三個女兒遇難。他去看了地震墻，發現有個名字錯了。王蕾說，由于墻面有限，重刻名字四個人就不能在一起。他用懇求的語氣說，“我用油漆涂一下可以嗎？我給你們找麻煩了。”后來經過申請，允許他修改，他高興得不行。

　　名字=寄托

　　7月27日，雕刻師彭叢賓最新刻的是“梁洪玲”和“黨軍濤”。兩個名字，讓他難受了一上午。

　　他只知道是72師在豐南農場砸死的孩子，都刻在豐南區。彭叢賓16歲開始跟著師傅學雕刻，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同樣是孩子，刻的時候心里一陣陣發酸”。

　　彭叢賓每天早上8點到，下午6點回家。園子里的人從來沒斷過。有一位老太太，拉著他幫忙找名字，“我一進門就心慌，特別緊張，每年來，每年來了找不著。”還有的老人拿著紙條讓他幫忙改名字。名字錯了，得有一整套流程，他指指服務中心，勸他們去登記，申請修改。

　　更多時候，他做不了什么，升降機把他推向7米多高的高空，他舉著電磨刀在黑色花崗巖上刻名字。不遠處的墻根下，頭發花白的老人號啕大哭。

　　按照設計師袁野的理念，地震紀念墻墻高7.28米，距水面19.76米，象征著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時空距離。哭完的人一聲不吭，在19.76米的紀念大道上一坐就是小半天。

　　增補、勘誤姓名的工作并不好做。

　　2013年5月，高雅從唐山地震博物館的講解員調崗至地震遺址公園服務中心。原來做講解時，游客會抹淚，情緒激動的會跪在展廳里慟哭。大多數時候，她跟來訪者沒有太多交流。但到了服務中心，工作一下子“棘手”起來。

　　“有的剛報出查詢的名字就哭了，有的等待查詢結果的時候很高興，查完發現沒有，特別生氣，有的甚至會動手。”

　　高雅記得，一個老太太查不著兒子的名字。同事讓她去街道開證明信，她坐在地上哇哇哭，“孩子就是被砸死了，為啥還要開證明信？”

　　剛開園的那幾年總是被投訴——漏了名字被投訴，墻上名字的漆脫落了被投訴，名字刻得顏色和別家不一樣，也要被投訴。

　　“沒經歷過的人很難理解，但我們能理解，幾十年過去了，仍然撫不平那種傷痛。”高雅說，還有一個老爺子，每年7月28凌晨翻墻進園祭拜，“當年地震發生在凌晨，他就是要那個時候呆在園里才安心。”

　　臨近清明和7月28日的時候，服務中心增補和勘誤的事例會比較集中。“當年的檔案有的倉促潦草，有的連筆或者同音字，像風寫成鳳，芬寫成芳的情況都不少。”工作人員李靜介紹。

　　地震之后，許多遇難者的遺體來不及處理，被集中掩埋。大多數唐山人只有墻上的一個名字做寄托，“覺得只有改過來，才是那個原原本本的人”。

　　從去年到現在，高雅和同事勘誤的名字達216個。有3個名字，因為升降機達不到高度，暫時無法修改。服務中心的電話打過去，溝通了幾次，當事人拒絕重新補刻：“家里的老兩口，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刻不在一起，不能接受。”

　　工作久了，高雅和同事慢慢摸到了一些溝通的方法。怕家屬孤單的，一般會勸“這么多人，離得再遠都是在一起的。或者，雖然一家人沒在一起，但他(們)和朋友、同學在一起，也不孤單。”

　　7月27日，一對年過六旬的老夫妻來查他們的母親王桂珍。“全唐山遇難者里72個叫王桂珍的，路北區就有7個。”老夫妻拿著工作人員打印的3張熱敏紙，不知道哪個是自己母親的名字。

　　“她活著的話，今年90了。”老先生說。

　　“檔案里沒有年齡。”在查閱完所有檔案后，高雅勸慰兩位訪客，“這個墻就是一種紀念。”

　　老先生點點頭，眼紅著，端起花盆走向紀念墻。

　　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實習生 張藝 河北唐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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