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購玉米”改判無罪樹標桿

　　刑法中的“其他行為”不是任何法院都能隨意解釋的，必須有法律至少是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適用該兜底條款判罪。

　　17日上午，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審的王力軍非法經營案公開宣判，依法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王力軍無罪。王力軍收購玉米一案從一審判罪、輿論強烈關注，到國家糧食收購政策悄然變化、最高法院指令再審，再到再審改判無罪，創造了多個第一。歸納一下，該案至少有以下幾點標桿意義。

　　其一，此案開了最高法院對基層法院生效判決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先河。理論上講，最高法院繞開中、高兩級法院，直接對基層法院的生效判決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并無法律障礙。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1996年修訂版、2012年現行修訂版都一致規定，最高法院對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只是最高法院畢竟只有一個，這種審判監督多止于對省級高級法院之錯誤裁判的監督。本案算是一舉激活了最高法院對基層法院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制度。

　　其二，此案是在沒有申訴的情形下，最高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糾錯程序的。本案一審判決后，因判處的是緩刑，加之考慮到經濟原因等，王力軍并沒有上訴，一審判決隨即生效，此后也沒有申訴。最高法院從媒體報道中獲得線索，主動調卷審查并作出再審決定，這在司法實踐中是罕見的。我們知道，刑事申訴難，有的當事人甚至申訴十幾年也難以啟動再審，而本案為無申訴再審，體現了最高法院的擔當和高度社會責任感。

　　其三，此案對刑事審判中如何適用刑法在個罪中規定的兜底條款判罪，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最高法院在指令本案再審的理由中明確指出，刑法第225條第4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是在前3項明確列舉的基礎上所規定的一個兜底性條款，在司法實踐中適用應特別慎重，相關行為需要與前3項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且須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作為犯罪來處理。這就是說，刑法中的“其他行為”不是任何法院都能隨意解釋的，必須有法律至少是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適用該兜底條款判罪。這不僅有助于遏制非法經營罪成為一個什么都裝的“口袋罪”，也對刑法中另有的十幾處這種罪狀規范如何適用，提供了有力的指導。

　　司法意義之外，此案改判無罪，也讓“王力軍”們吃了一顆定心丸。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戶分散的糧食生產與國家糧庫的集中收購之間，需要大量像王力軍這樣的“糧食販子”架起橋梁。再審改判王力軍無罪，讓他們懸著的心落了地。我們也欣喜地注意到，因為輿論對該案的廣泛關注，國家糧食收購政策在指令再審前夕悄然調整。國家糧食局商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同意，去年9月修訂的《糧食收購資格審核管理辦法》已經明確，“農民、糧食經紀人、農貿市場糧食交易者等從事糧食收購活動，無須辦理糧食收購資格”。

　　一起基層法院判處當事人1年刑罰且為緩刑之小案的糾錯，卻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社會意義，推動了社會進步，這在我國法治實踐中也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