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紅包”，教育創新不能太任性

　　微信幾乎成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標配，微信紅包更是一度點燃了社交世界的激情。然而，微信紅包也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增強社交黏度，用不好就會“傷人傷己”。

　　最近，遼寧一學校的老師就把微信紅包用“歪”了。期末考試成績一出來，遼寧鐵嶺的一老師把成績表發到了家長微信群里，并留言要求家長發紅包，凡是不及格的分數要按照一分一塊錢來發，紅包標上“懲罰”二字。實際上，孩子考試不及格，家長肯定“內心是崩潰的”，如今又要發“懲罰紅包”，試問如何計算他們的心理陰影面積？這樣的微信紅包未免過于任性了。

　　不能冤枉美好的初衷，也不能縱容過分的言行。按照老師的說法，提議家長在群里發紅包有多重考慮，歸結起來無外乎三點：其一，加強群組中老師與家長們的互動；其二，“刺激”考試不及格學生及其家長再接再厲；其三，既督促孩子學習，又加強班級管理。如此看，老師的想法和初衷都“看上去很美”，但是用“懲罰紅包”的方式表達出來，顯然變了味。無論從情理還是規定出發，老師要求家長發紅包屬于“逾界之舉”，家長不認可、學校不同意、教育主管單位也不允許。

　　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創新，關鍵不在于手段如何跟上時代，更在于是否具備適應性和可及性。正如該校一位負責人所言，“每個班主任都有自己管理班級的新點子、新方法”，這樣的嘗試值得點贊、鼓掌。不過，能否用紅包的形式、是否用張貼成績的手段，都值得商榷。而這并非教育管理過程中的孤例，諸如大學老師發口令紅包點名、微信點名、刷臉點名等，都曾一度引來爭議。不難發現，“新技術+教育”有可能出現像慕課這樣的共享教育典范，也可能出現像“懲罰紅包”這樣的尷尬嘗試。事實證明，不考慮學生及家長的可接受度和可適應性的教育管理創新，很難實現預期的效果，也意味著所謂“教育創新的可及性”為零甚至是負數。

　　“一所高校的校風和學風，猶如陽光和空氣決定萬物生長一樣，直接影響著學生學習成長。”高校如此，中小學更是如此。教育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包括教育改革和教育創新在內的任何教與學、學與思、思與辨的活動都要做到精細、有序、科學。改革不能隨意，創新不能任性，嘗試不能走偏，這樣才能讓老師、學生與家長在共同獲得知識教育的同時，收獲品格教育，“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也不會淪為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