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析“后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歷史難再復制

　　新加坡《聯合早報》8日發(fā)表文章稱，新加坡近幾年已逐漸有“后李光耀時代”的跡象。隨著社會變遷的需要，政府因時制宜，以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策略應對新的挑戰(zhàn)，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是個好例子，盡管如此，一些基本的執(zhí)政理念仍不動搖。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當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勞。但是，若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李光耀是特殊時代在特殊地域產生的特殊人物，歷史很難復制。

　　文章摘編如下：

　　新加坡什么時候進入“后李光耀時代”？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在此時無法有定論。一說1990年，那是因為當時李光耀卸任總理，不再掌管國家大權。一說2011年他和吳作棟一起從內閣引退時。還有一說是老人家百年之時。

　　如果以第三個說法作為“后李光耀時代”的開始，那個時代到來時新加坡會像歷史上一些政治強人離開后出現很大的政治動蕩和變化嗎？

　　簡單地說，不會，因為不存在什么復雜而且險惡的政治斗爭。但是，變數總是有的，盡管不一定會以戲劇性的形式出現。

　　最大的變數或許來自人民行動黨內部。我們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行動黨正面臨團結問題。可以說，行動黨是新加坡所有活躍政黨中最不存在團結問題。

　　一個群體之所以能夠如此團結，可能是所有成員都赤誠服膺于宗旨和愿景，也可能是因為有個人人拜服的精神領袖。由于有他的存在，無論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見甚至矛盾，也大事化小，相安無事。但是，一旦精神領袖不在，出現了威信真空，那么就不一定會如此團結。

　　新加坡現今社會的政治和選戰(zhàn)壓力越來越大，如果政黨內部出現兩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見且無法調和，最終導致分裂將是毫不意外。這也許是“后李光耀時代”的行動黨面對的最大潛在挑戰(zhàn)。

　　一個最明顯的政治和選戰(zhàn)壓力是來自社會的變遷。新加坡上世紀末已經步入中產社會，經歷了這20年的經濟起飛，生活條件改善很多，科技日新月異，人們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國際、國內社會環(huán)境也轉變很大，許多中青年選民的追求和期望，都比其父輩、祖輩高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世界發(fā)生大動蕩，如橫掃全球的急性傳染病、環(huán)境污染、恐怖主義等重大危機，在可預見的將來，新加坡不會大落，自然也不會有大起。人們將來或許必須習慣于一個相對平庸的年代，就像現在的日本一樣，生活水平的提高明顯放緩，這二三十年來意氣風發(fā)的新加坡恐怕難以再現。

　　這樣的一個社會，一方面不滿于現狀，另一方面卻無力改變現狀。體現在政治上，就是很難有令人滿意的政黨，無論誰上臺，選民總看不上眼，容易形成兩黨或多黨制。到了那時，或許很多新加坡人普遍從現在的熱衷政治又回到當年的政治冷淡，歷史轉了個圈，又回到原地。

　　新加坡近幾年已逐漸有“后李光耀時代”的跡象。隨著社會變遷的需要，政府因時制宜，以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策略應對新的挑戰(zhàn)，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是個好例子。盡管如此，一些基本的執(zhí)政理念仍不動搖，比如尚達曼3月5日在國會里說，新加坡致力于打造“個人和集體責任相輔相成的更牢固社會契約”，這與李光耀執(zhí)政時期的執(zhí)政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過去半個多世紀，從二戰(zhàn)到冷戰(zhàn)，從冷戰(zhàn)到后冷戰(zhàn)，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但是東西陣營缺乏溝通，互相無法認識，更談不上了解。時勢造英雄，李光耀橫跨東西的優(yōu)勢和對世界局勢的敏銳觀察，正好在這個信息缺乏的時代發(fā)揮作用，無論東西方的外國領導人，都很重視李光耀的觀點和見解。不但李光耀之后的兩任總理都未能享有如此影響力，實際上，很多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國家，其領導人也未必有李光耀的國際影響力。英雄也造時勢，新加坡借著李光耀的國際影響力，而提高了國際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當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勞。但是，若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李光耀是特殊時代在特殊地域產生的特殊人物，歷史很難復制。新加坡一直在不斷改變，在“后李光耀時代”，新加坡肯定會繼續(xù)改變。這些改變固然與李光耀是否存在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整個時代的作用力。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許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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