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新常態"條件下中國國家經濟戰略分析

　　然后，在第十三章《政策工具》里面說：

　　“中國政府對經濟結構的制度的調整是改革的核心環節。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舉措：

　　首先，推動政府機構改革，大規模的反腐敗，提高政府效率和廉潔度。朱镕基在當上總理的時候就以一種極端的口吻向腐敗宣戰：“我準備了100口棺材，1口留給自己，另外99口留給貪官污吏。”他的反腐行動被很多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所忽略。少數幾位認識到其特殊重要性的學者之一是張五常。他評價道：“不要重復某些人相信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朱镕基的肅貪行動早就把這假說推翻了。”

　　政府內部改革和肅貪行動……有力的保證了政府花的錢能夠真正產生效益，給底層人民帶來好處，而不是流入少數特權人物的腰包……”

　　事實證明，十八大之后，新一屆中央政府的執政核心，就是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集中力量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新一輪的肅貪行動比朱镕基當年更加深刻和嚴厲，把中國經濟推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僅是經濟高速增長，而且是物價平穩、官員廉潔的高速增長。把阻礙分配公平的兩個核心問題給緩解了，這就成就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這個國家會好嗎？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 李曉鵬 著

　　所以，當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不是“如何刺激經濟增長”。而是“如何在保障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來推動經濟增長”？

　　這個問題的答案，還是在我前面引用過的那句話之中：“只要物價穩定、社會穩定，中國人身上那種勤勞致富的精神就會自動的發揮出來，自會有企業家不斷創造需求、創造就業來解決短暫的經濟衰退問題。”

　　2014年8月18日，習近平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關于“創新驅動”的講話，總的意思，就是要讓創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轉型的一個核心推動力，并且，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也就是說，以物價穩定和政府廉潔來保證收入公平，然后讓市場機制和企業家來“創造需求”，推動經濟增長。

　　這個思路是很明白的：要想在保持物價穩定的前提下來刺激經濟發展，第一是搞建設，第二就是抓創新。

　　前者，就是政府自己上陣，修建一大批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基礎設施，比如08年以后我們修高鐵來刺激經濟發展。現在經濟增速下降，發改委就集中審批了一大批基建項目，從交通通訊到農田水利等等。這些東西是中國政府的傳統優勢，一旦經濟有下滑的跡象，馬上就能變出一大堆項目出來開工建設，穩定局面。

　　另一個方面，在直接投資拉動之外，更要緊的事情，就是政府通過制度變革和結構調整來間接的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激發民間創新來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政府自己也要創新，大的技術創新也要政府組織攻關。這個呢，就是習總的“創新驅動”的根本用意了。

　　所以，在分配公平上，習抓反腐敗，李總理抓宏觀調控；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習講創新驅動，李講簡政放權，這里面有著必然的政治經濟邏輯。在“新常態”下，正確的處理“分配公平”和“創新驅動”之間的關系，將會成為國家大政方針制定的一條主線。近期的各種眼花繚亂的政策，用這一條主線來分析，其實可以分析的很清楚。簡單來說，就是政策稅收資源將會向弱勢群體和創新者傾斜，而不屬于這兩者的群體就不會得到更多的資源。

　　我拿最近的幾個政策來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由于經濟下滑，就有一些經濟學家呼吁說要減稅，因為減稅才能提高企業活力。@劉勝軍改革就在微博里面用里根和拉佛曲線的例子來催促中央給企業減稅。但是中央最后減稅沒有？應該說有減稅，但是恐怕這個減稅的情況讓很多人失望了。減的主要是小微企業稅負。大中型企業的稅收不僅沒有減，反而增加了，因為反腐敗以后征收比以前更嚴格、更規范了。更嚴重的是出臺了專門的文件，嚴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時候搞稅收返還、稅收減免。這個沖擊力極大，不僅以后不能減免，以前簽訂的地方政府的三免兩減的協議也立刻失效了。

　　這個就體現了結構化調控的思路：普惠式的稅收減免消失了，包括很多以前給外資企業的好處都沒有了——國家必須掌握足夠的稅收來調解收入分配，不能為了刺激經濟盲目的減稅。這種情況下，“里根革命”這種改革就是癡人說夢根本不可能。

　　對企業來說，要想從政府手里獲得更多的資源、好處，主要看兩點，第一是不是比較弱勢的小微企業，第二是不是在搞創新。簡單來說，就是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戰略型新興產業，就有稅收政策等方面的好處。除此以外的其它企業，如果大量投入技術研發也會有政策支持。但是單純比投資量大、解決就業多、拉動GDP強，政府就要給廉價土地、稅收優惠的時代，很快就要終結了。因為這種方式對大企業過分傾斜，像富士康以前到任何地方投資，各種土地稅收優惠都是很驚人的。相反，小微企業反而沒有跟地方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格。

　　現在，我們把以前給大企業的優惠收起來，現在不搞產業園土地稅收優惠了，轉而去建設小微企業孵化器、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基金等等，把資源用到這些方面。政府產業支持的重點，就要從工業園區向創新創業社區轉變。這個就體現了“分配公平”和“創新驅動”兩方面的結合。

　　還有，第二個例子，現在很多媒體熱炒什么外資企業大規模的在華關閉工廠什么的，討論是不是中國的競爭力下降了。這也是傳統思維模式得出的錯誤結論。微軟關閉了在中國的工廠，可沒有關閉在中國的研究院，反而增加了在產品開發上的投入。諾基亞關閉了在中國的工廠，那是因為它手機賣不動了，智能手機時代的微軟和諾基亞基本被蘋果、三星、華為、小米聯合起來給玩死了。微軟和諾基亞的工廠退一步，就是中國的華為小米進一步，這明明是好事，怎么讓媒體給宣傳成了壞事了呢？

　　外資撤離，除了中國產業升級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政府主動調整的一個結果，一方面取消了各種外資優惠，另一方面還利用反壟斷、稅收審計、安全審查等方式來打擊某些大型外企。簡單來說，就是外資企業有些想撤的我們歡迎，有些想不撤的我們還要主動趕走呢。

　　我們以前缺錢，給予外資企業大量的優惠歡迎他們來投資。現在我們不缺錢了，缺土地、缺勞動力了。所以這些優惠就要取消了——你不能實現土地和勞動力的集約利用，占用每單位面積的土地不能為國家貢獻足夠的稅收，那么你的工廠就不應該在中國繼續運營了，就應該關門走人。我們中國不再歡迎這些個技術含量低的制造工廠了——不管是外資還是內資，都一樣。這些東西，說明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只有對自己的競爭力有足夠的信心，我們才敢于主動這么做。

　　第三個例子，就是最近媒體熱炒的企業交的各種社保資金負擔過重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涉及到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如果降低社保資金的交納，那么企業稅負減少，但是勞動者福利下降；如果不降低，那么現在企業交納的這筆錢確實是很大的一個量，可能會讓某些企業不堪重負。

　　這個事情到了中央政府手里怎么辦？前幾天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給出政策方向了：中小企業繼續減稅，社保資金交納基本不動，只是失業保險從3%下降到2%。也就是說，立足于“分配公平”和“鼓勵創新”的思路，體現弱勢群體利益保障的社保交納不變，但是針對中小企業進行減稅，大企業不減稅。這樣，既保障了勞動者的福利水平，又減輕了小微企業的負擔（總的交錢的盤子減少了），起到了鼓勵創新創業和保障弱勢群體的雙重效果。但有錢的大企業想要借助炒作“企業負擔重”來少交稅、少交社保的希望就難免落空了。總之，所謂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它的核心應該是以下三點：

　　1.在分配公平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更加側重分配公平，先講清楚分配公平問題，再來研究怎么拉動經濟增長。不能通過犧牲社會公平來進行短期的經濟刺激。主要體現就是反腐敗、穩定物價房價、穩健的貨幣政策等等；

　　2.在經濟增長內部，在土地資本投入拉動和創新驅動的關系上，更加側重創新驅動，同時土地和資金面收緊，取消普惠式的稅收優惠、地價補貼，各種資源向支持技術研發、人才培訓、商業模式和管理創新等方面轉移。主要體現就是創新驅動、簡政放權、扶持小微創新企業等等；

　　3.在對外經濟關系上，在“請進來”和“走出去”的問題上，更加側重“走出去”，更加側重扶持民族企業、本土企業，而不是學習外國企業、利用外國資金。逐步取消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甚至幫助本土企業打擊外資企業。我們不害怕外資撤離，反而是要主動的幫助本土企業去把外資的市場和資源搶過來，國內國外的都要搶，先搶國內的，再搶國外的。主要體現就是“一帶一路”、對外資企業反壟斷、稅務審查等等。

　　總結成一句話，就是“促進分配公平，推動創新驅動，穩步向外擴張”。

　　這三個點，標志著中國經濟就處在一個大拐點上，一個從以量為主到以質為主的拐點、一個從學習到超越的拐點、從引進到擴張的拐點。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這樣的拐點早就該出現了。現在，GDP出現了一兩個百分點的波動，并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一年，中國都有的制造業企業破產倒閉，有人的生意陷入困境，有人下崗失業，這些其實都是國家經濟結構升級調整的必然現象。所以每到年末年初的時候，各種中國經濟不行了的聲音都會匯聚起來：誰的朋友經營十幾年的企業又倒閉了，誰的兄弟又找不到工作了……而且言之鑿鑿、有名有姓。特別是從05年人民幣升值開始，沿海企業大批倒閉的新聞就每年都會被拿出來炒作一次，但最后呢？中國經濟哪一年不困難？又有哪一年真的經濟衰退了？沒有優勝劣汰，哪里來的社會進步？其實我也可以講，今年周圍又有哪個朋友拿到了幾百萬的風險投資開始創業了，又有哪個朋友多拿了十幾萬的年終獎或者股票分紅……這種案例也很多。中國經濟的體量太龐大了，只要不搞過分的房價物價上漲來扭曲價格信號，不要因為分配不公平引發社會沖突或者社會動蕩，那么它的“增長慣性”并不妨礙推著它按照原來的速度繼續向前發展。

　　所以，各種過分激進的改革措施，不過是有些人想把我們“忽悠瘸了”。只要繼續按照“促進分配公平，推動創新驅動，穩步向外擴張”的這個大的戰略方向進行微調。那么，2015年，中國經濟依然有可能又快又好的向前發展：保持7%以上的增速，繼續拉近和美國的差距，繼續擴大和日本的差距，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繼續普遍快速提高，社會穩定民生幸福=，各項改革繼續在爭議聲中穩步推進同樣，這些都不難做到。（李曉鵬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Ash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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