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基層官員“被動”吃空餉:上級叫我們休息

　　圖自網絡

　　坐在堆滿雜書的木桌前，陳景云遞來了一張手寫的“吃空餉”具體人員名單，共33人。此時，距他舉報自己吃空餉已過去3個多月。

　　陳景云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早已是新聞人物。2014年6月，這名正科級干部發帖舉報自己吃空餉7年、詐騙國家20多萬元，隨即引起輿論聚焦。

　　“我希望上級能針對我的問題，依法依紀先從我查起，處理零陵區100多個單位、770多人的‘吃空餉’問題。”他在網帖中稱。

　　中國青年報記者抽取陳景云所寫名單中的17人進行核實，最終，6人承認曾經沒上班而領取了工資或補助，另有1人雖名義上在崗，但至今仍在開店。

　　不過，被證實曾吃空餉的干部均表示，這絕非其本意，而是達到某一年齡或工齡后，根據當地的土政策，或者退養，或者外出打工、經商，或者由領導職務改成非領導職務，“是上級叫我們休息”。

　　今年以來，湖南整治“吃空餉”風暴正勁，在編不在崗的干部陸續返回單位。但多名受訪干部反映，由于沒有安排具體工作，有的人返崗只是“上午報個到，下午在家打牌”。

　　“不上班沒有道理，但請回來，還是不好安排工作。”永州市一名熟悉人事政策的政府官員坦言。

　　三類人被舉報吃空餉

　　陳景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單單是其供職的零陵區七里店街道辦事處，包括他在內就有至少33人曾經吃過空餉。

　　他列舉的吃空餉人員主要分為3類。前兩類分別是改非人員、退養人員。

　　這兩類人員的產生，與一道年齡線有關。在一些地方，超過這條線仍擔任某級別領導職務的干部，通常要改為非領導職務（簡稱“改非”）。有的人員超過這條線，則會保留工資、離崗退養。陳景云稱，這一年齡線在零陵區曾是45歲。

　　記者看到，在陳景云所寫的吃空餉人員名單中，他把自己劃入了“改非干部吃空餉”類，共3人，而被指吃空餉的退養人員共9人。

　　永州一名官員用“土政策”評價這一做法。“按道理不能這么弄，可為了解決超編、領導超職數的問題，一些地方就把到年齡的干部‘一刀切’了。”

　　第三類是外出人員。陳景云解釋，有關部門在過去曾鼓勵分流、下海，員工給單位交一些錢即可在外自主謀生，有的還可繼續領取工資或補助。這類人員有7人。

　　記者注意到，上述三類群體的共同特點是：當年均因土政策而離崗，如今年齡大多50歲以上，級別相當于正科或副科。

　　2003年，陳景云第一次向上級反映吃空餉問題。“當時是匿名給紀檢、組織、人事部門寫信。”陳景云說，他并未針對具體單位，只是描述這種現象比較嚴重，“同時，有些地方明明一個職位可以做的事情，卻要五六個人去做，增加了干部編制”。

　　3年后，有一次，區里召開加強干部管理的座談會，已是七里店街道辦副書記的陳景云再次提出這個觀點。

　　這些情況反映沒有回音。直到今年4月，陳景云發帖“自首式舉報”，零陵區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終于引起關注。

　　2011年，零陵區已被曝光一起百余名教師吃空餉的事件。

　　陳景云發帖舉報的時候，湖南省各地整治“吃空餉”、“在編不在崗”的行動開展已久。全國范圍內，針對“吃空餉”的大規模治理也屢見報端。

　　永州對此項整治頗為重視。永州市委書記陳文浩曾在一次調研中強調，機構編制部門要利用“三超兩亂”專項治理的契機，著力解決好過去不能解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建章立制，在制度上做文章。

　　整治無疑取得了一定成果，據《永州日報》2014年8月23日報道，截至6月底，永州市共自查出機關事業單位各類“吃空餉”人員498人，已糾正處理401人，追繳資金276.35萬元。

　　報道披露，永州市祁陽縣、零陵區的工作力度較大，在追繳的276.35萬元資金中，這兩個區縣占了95%以上。

　　《永州日報》開始公示部分區縣、單位的“在編不在崗”人員名單。陳景云統計發現，單在今年4月，零陵區9家單位就公示了184人。

　　陳景云有些疑惑：零陵區9家單位184人在編不在崗，那么，全區所有單位會有多少人吃空餉？永州11區縣的數量，是否會超過官方公布的498人？

　　“零陵區吃空餉人員共有770多人。”陳景云稱，這個數據是一名基層干部告訴他的，來源是一次會議。后來，“770人吃空餉”的說法被多家媒體引用。

　　對該數據的真實性，官方此前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不予回應。

　　領導叫我們不要上班

　　“我們不想退，45歲就退了，講出去好難聽啊。”時至今日，回憶起被說服退養的那一幕，七里店街道辦工作人員劉明仍然心有不甘。

　　退養人員，正是陳景云“吃空餉”人員名單中的一個類別。其實，退養現象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曾出現，絕非零陵區“專利”。

　　2003年，劉明45歲，距退休還有15年。一天，街道辦領導告訴他可以不上班了，讓年輕人來上，“45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卻叫我不要干了”。

　　七里店街道辦另有兩名工作人員稱，他們退養是在48歲。所有受訪退養人員均證實，當時不用寫任何申請，領導主動找他們談話，“領導說行就行了”。

　　“我們不可能硬要上班，肯定要服從安排。我們不可能賴在單位說：‘我要上班，領導為什么不叫我上班？’當時我們也沒這么說。”七里店街道辦一名退養人員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如果我們這么說了，單位領導肯定對我們有看法。”

　　他們加入了退養人員的隊伍。每天，他們不用去上班，但銀行卡仍可收到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資，只是少了下鄉補貼等補助。一些人則在當地做起了生意。

　　當時他們難以想到，在后來全國不少地方治理吃空餉的行動中，離崗退養人員均被列入治理范圍。而今年，作為“在編不在崗”人員，他們全部被通知回單位上班。

　　劉明退養前后，2003年，恰逢陳景云調入七里店街道辦任職。4年后，“改非”的命運落在了正科級干部陳景云的身上。陳景云也成為日后自己舉報“吃空餉”群體中的一員。

　　那年，陳景云45歲。“改非”次日，他依舊早上8點來到街道辦，但感覺已經不一樣，“大家對我很客氣，就像對客人一樣。”

　　他回憶，有人來單位辦事，不知情的同事說“這事要找陳書記”，一旁馬上有人說“他已經‘改非’了”。于是，陳景云的事情漸漸少了起來。

　　如果列席一些會議，陳景云也不太敢發表意見了。他隱約意識到，自己不是領導，能夠被通知來開會，已經是現任領導對自己的一種禮貌。

　　從心態邊緣化，到逐漸不來上班，這被認為是官場的一種潛規則。永州市多名受訪“改非”干部、人社系統官員均向記者證實，干部“改非”后，很少有領導專門通知其不用上班，但大多不會分配具體的工作。

　　前述官員表示，事實上，一些現任領導未必希望在單位看到“改非”干部，“去上班了，現任領導會認為你有意見；不去上班，某種意義上，還被看作是對領導的支持。”

　　“我打破不了這個潛規則，這是一個組織。”陳景云有些無奈，官場“設計”的流程，把他推向了曾經舉報的“吃空餉”的大軍之中。2007年以來，雖沒有上班，但他每月依然可以收到兩三千元工資、補助。

　　相比較而言，永州市另一區縣的干部張德更幸運一些。“改非”后，這位副職領導級別提了一級，由副科變為正科，成為主任科員，工資是每月3000多元。

　　這樣的待遇不算最好的。張德告訴記者，在一些地方，干部“改非”后，還可能會被安排到國企擔任老總，領原單位、國企的雙份工資。

　　被分流而外出打工經商

　　作為外出人員，七里店街道辦工作人員李飛離開單位之后的道路，稍微辛苦一些。

　　李飛大約在2012年前后“外出”。李的親屬李薌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年，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很多，“是單位要他們出去的，要分流。”

　　在李薌看來，街道辦的工作人員有100多人，但感覺其實有二三十人就足夠了，其余大都沒有太多工作，有的人在單位玩一玩、出去逛一逛，之后就回家了。

　　“李飛沒辦法，看單位人這么多，這么受壓制，年輕也沒事干，就出來了。”李薌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年單位要他們自己出去，“自己出去的，交5000元給單位；不愿意出去的，要交8000元。”

　　所謂“出去”，指的就是離開單位打工。李飛到了南方某省，曾經銷售過樓盤，也曾經每月800元工資幫人賣內衣，“做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

　　“我個人認為外出不是件壞事，他們在外面工作也是為國家作貢獻。”李薌稱。

　　2004年，作為七里店街道辦班子成員，陳景云參與過一次關于“外出”政策的會議。他表示，當時的結果是，外出人員工資照發，但每年要給街道辦交1萬元。

　　記者在七里店街道辦2007年崗位責任制文件中看到，文件規定，主動外出的每年交3500元，競爭落聘外出的每年交5200元。

　　出臺外出人員規定的，不止是七里店街道辦。零陵區富家橋鎮2007年鎮干部崗位責任制也提及，外出辦實體人員（主動申請）每人交鎮財政3000元，按財政局統一口徑的打卡工資百分之百發放。分流人員則每人交4000元，工資同樣百分百發放。

　　2009年，這一崗位責任制文件的表述有所變化。文件稱，對45歲以上人員，實行“自愿上崗”優惠政策，一般工作人員能在外自謀職業者，按照區委2002年（15號）文件精神可以外出，但需交每年8000元的待崗費。

　　外出人員的待遇并不差。2007年的崗位責任制文件顯示，外出人員享受財政打卡發放的全部待遇，享受工資改革后由區財政補貼發放的有關補助，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待遇。

　　但李薌稱，李飛每月只收到單位打來的生活費四五百元。

　　當年的文件，多少透露出鼓勵人員外出的色彩。2007年的前述文件還規定，符合競爭上崗條件，既不主動申請外出又拒不參與競爭上崗的，停發工資，并不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福利。

　　記者注意到，一份印制于2013年前后的七里店街道辦通訊錄顯示，“外出”一欄的工作人員，已有7人。

　　在陳景云看來，在當年，人員外出無疑對單位、個人都是雙贏的。對于單位來說，可以分流一部分人員，而工作人員個人，可以獲得另一部分收入。

　　“唯一沒好處的，就是老百姓。”他坦言，這些工作人員外出自謀職業，離開了公職崗位，但是，其工資、補助等依然要由納稅人負擔。

　　與退養、改非人員一樣，“在編不在崗”的外出人員今年也被要求限期返回原單位上班。李飛已于今年6月返崗。

　　部分返崗干部稱“回來沒事做”

　　今年4月，陳景云聽說，街道辦的其他兩名“改非”干部都接到通知“要去單位報個到”。原來，當時，零陵區下發通知，要求在編不在崗人員限期返崗。

　　陳景云至今仍然沒有接到重新上班的通知。他猜測，這或與他舉報吃空餉有關，“給領導帶來了麻煩。”

　　但在七里店街道辦一名知情人士看來，返崗的意義并不大。“全部陸續回來了，但是回來干什么呢？辦事處人多，現在100多個人，回來之后有些人沒有事干，每天要去打卡，下午很多人不去。”

　　劉明已是第二次被要求返崗了。2008年前后，他按要求返崗，但上班不到半年，又沒有人管了。直到后來，“來個政策又要上班，上班上幾個月又沒事。”

　　對于這些當年“被動”離崗的工作人員來說，原先的崗位工作已經有人承擔。而如果說當年請其“改非”、退養的原因是年齡，此時返崗的他們，已更不具備年齡優勢。

　　“我已經10多年沒有上班了，單位不可能拿很大的事情給你搞。已經到了50多歲了，也快退休了。”一名退養人員向記者坦言。

　　中國青年報記者走訪發現，在部分單位，打卡簽到成為部分返崗干部到崗的一種形式。零陵區一名干部打完卡后就回到經營的服裝店。店鋪位于該區商業城，其自稱是“老板娘”，店內招聘營業員的廣告中，留下的也是她本人的電話。

　　記者在一天不同時段前往該服裝店，發現她均在店內忙碌。

　　“他們不回來上班，不對，但也是對的。”在今年4月前后，張德也按要求回單位上班。他準時上下班了一個月，后來發現，返崗的“改非”干部中只剩他一人堅持了。

　　張德告訴記者，包括他在內的返崗“改非”干部，都沒有被安排具體工作，“怪不得人家沒來上班。”

　　對于屢次舉報“吃空餉”現象的陳景云來說，如果僅是把返崗當成一種形式，沒有真正分配工作，那實際上，無疑相當于“吃空餉由公開轉入了地下”。

　　事實上，在陳景云提供的33人“吃空餉”具體名單中，“改非”、退養、外出等原因大多是地方土政策等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但是，由這些問題帶來的反思，此刻正在發酵。

　　“嚴格意義來說，我覺得我不算吃空餉。”張德說，因為，他并非典型的吃空餉：在一個單位掛名領工資，但實際上自己有另一份差事。

　　在張德看來，類似的現象不止出現在七里店街道辦，也不止出現在永州。放任回家，算在編不在崗；但按要求回來，卻又沒有事情安排，“這就是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寫照。這說明，機構該裁的還是要裁，要精簡人員，控制準入關，不然太多人了。”

　　張德記得一件荒唐事兒：在永州市一些地方的學校，40歲出頭的老師就被要求“退二線”，不上課了，反而招聘了不少代課老師。

　　他說，如果返崗人員真的全部返回原單位，單位總人數肯定比他們離開時更多。如果這些老員工沒事干，不僅浪費資源，還容易在單位生一些是非。一窩蜂地把人家趕回來，解決不了問題。

　　“沒有配套的制度，回來又不給安排事做，返崗只是走一個形式。”夕陽西下，在辦公室里翻著雜志，張德又度過了與公務無關的一天。

　　而陳景云，此刻還在家中，繼續等待請他返崗上班的通知。

　　（楊妥對本文亦有貢獻。應受訪者要求，除陳景云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