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24億超生罰款征收亂象叢生 與部門福利掛鉤

　　地方標準不一、彈性空間大、未下達征收決定書即收社會撫養費、高收入人群“超生”罰款無法可依，未完成考核任務借款墊付……廣東29日公布關于該省24.52億元社會撫養費的最新審計報告，再次暴露社會撫養費征收中的“怪現象”。

　　24.52億元社會撫養費征收亂象叢生

　　29日，廣東審計廳審計長藍佛安向該省人大常委會報告專項審計結果：對全省22個縣(市、區，以下統稱縣)2012至2013年度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情況進行了專項審計調查發現，22個縣2012至2013年共征收社會撫養費24.52億元。

　　在廣東省針對社會撫養費的這次專項審計中，發現問題重重——

　　有5個縣出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規定中部分條款內容與中央和省有關規定不符；22個縣均未制定核實高收入人群實際收入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具體辦法，其中有8個縣未按高收入人群的實際收入計征其社會撫養費；7個縣截留社會撫養費3749.3萬元；有4個縣11個征收單位為完成縣下達的征收考核任務，利用借款等其他資金墊付社會撫養費729.4萬元；有的縣征收單位虛開社會撫養費收據14.4萬元。有2個縣9個征收單位使用工作人員個人賬戶管理社會撫養費1653.4萬元；有7個縣未下達征收決定書就征收社會撫養費，涉及19028件；有13個縣先征收后下達征收決定書1581件；有4個縣征收單位票據使用不規范。

　　案例：權威數據互相打架

　　一直關注社會撫養費問題的韓志鵬向記者提供了一個案例：2012年12月廣東省衛生和計生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度廣東全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總金額為14.56億元。2013年底，廣東省財政廳在給韓志鵬的有關信息公開的答復卻顯示，這一數字為26.13億元。兩者相差11.57億元。韓志鵬說，兩個權威部門數據互相“打架”，而且差距如此離譜，實際上正反映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和管理一直處于混亂不清的糊涂賬。

　　征收標準不一彈性大考核自相矛盾

　　記者了解到，各地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標準區別很大。綜合各地標準，超生一孩一般為其年收入的2至8倍，彈性空間非常大，超生兩孩則更有彈性，上海是3至10倍，而北京等地是6至20倍。即使同一城市，城鄉之間、不同區縣之間也不相同。

　　專家質疑，征收既可按所在地又能按戶籍地，一些富裕階層在大城市超生，到戶籍地受罰。例如同在廣州市，以2012年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孩子為例，越秀區為31.4萬元，番禺區為24萬元。

　　案例：在轟動全國的廣州八胞胎案例中，當事父母戶籍所在地為肇慶市，而實際居住在廣州。八胞胎父母屬高收入人群，如按廣州標準，超生1個征收超過20萬元；而如果是肇慶標準，只要數萬元。兩地征收標準相差近10倍，按實際收入還是當地居民人均收入的相應倍數繳納則相差25倍多。因為爭議巨大，孩子出生一年多仍未執行。

　　由于征收標準不一，給基層的實際運作留下了很大的“運作空間”，出現了社會上流傳的“同孩不同價”的現象。一位計生部門干部告訴記者說，由于征收阻力大，實際征收由基層征收人員“自由裁量”的情況很普遍，“按規定應交10萬元的，找人送禮說說情，就只交5萬元了。”

　　“計劃生育目前管得住的主要是國家公務員和國有單位人員，在非公機構工作的中產家庭越來越多地選擇交錢超生。記者在廣東潮汕地區調研了解到，超生是普遍現象。在揭陽市惠來縣，16歲女孩鄭海霞告訴記者，自己有3個姐姐，一個哥哥，“像我這樣姐妹兄弟四五個的很正常”。

　　罰款用途成疑與福利掛鉤

　　廣州市財政局曾接受記者采訪稱，社會撫養費作為行政性收費收入中的一項子收入，由區財政部門負責征收，按照“收支兩條線”規定，全部納入區地方財力統一使用，作為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的一部分，統籌用于同級財政計生支出。然而，“納入地方財政”的解釋顯然沒有完全打消公眾疑問。在現實中，類似社會撫養費這類的罰款收入往往與部門利益掛鉤，成為公眾不滿收費最主要的原因。

　　面對公眾和媒體“巨額社會撫養費用途成疑”的質疑，計生部門解釋，財政每年都會根據計生部門的需要做一個合理預算，支出除了計生工作人員工資和機構運轉費用，還包括基層計生服務站所的建設、獎勵計生家庭、計生并發癥與失獨家庭扶助等工作。

　　廣州市直單位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只要本單位上一年度沒有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一般每人可領2000多元的“計生獎”。多位學者認為，即便不存在“部門自肥”的情況，用社會撫養費來貼補計生工作，特別是給公職人員和國有單位工作人員發計生獎，必會引起社會反彈，這也給未來收支公開埋下了一顆炸彈。

　　中山大學公共預算學副教授牛美麗說，在一般公眾看來，收上去然后經過財政統籌又撥付到計生部門，與自收自支沒有太大的區別。要消除公眾的疑問，首先要做到的是征收的公開，要收得明白；其次，計生部門要自律，不要亂發福利，亂開支。　　據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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