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 不能再出錯

推出“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是重啟改革重要步驟

　　經濟觀察報：你今年和馬國川合寫了一本《重啟改革議程》，好像主要談的就是重啟改革刻不容緩的道理。

　　吳敬璉：《重啟改革議程》是去年十八大之前付印的。在十八大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對于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有非常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以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駕馭”市場、國有經濟主導國民經濟、海量投資支持GDP增長為基本特征的“中國模式”既創造了“中國奇跡”，又“震撼世界”，足以充當世界的楷模。另外一種意見針鋒相對，認為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關鍵在于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引進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民的創業精神,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后果。

　　當時雙方爭論非常激烈，前一種聲音的力量非常強大。直到去年春天之后，形勢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大家有機會看到以“重慶模式”、“高鐵奇跡”為代表的“中國模式”越來越多的真相，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1992年鄧小平同志說過的話依然適用，就是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經濟觀察報：那你認為目前改革已有共識？

　　吳敬璉：我認為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有識之士已經形成了共識。這個共識就是：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除非重啟改革，別無他路。針對當時的大爭論，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給出了回答，要求執政黨“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這就要完善各種制度，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這標志著重啟改革正式成為執政黨的重要工作任務。

　　經濟觀察報：對于要不要進行總體方案的設計，社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市場經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種自然演進的過程，不需要進行設計。

　　吳敬璉：我不太同意這一觀點。在中國改革前期，確實缺乏清晰的目標和整體規劃，“摸著石頭過河”。這是沒有傳統理論可做依據，也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沒有辦法的辦法。“摸著石頭過河”的局部改革，對打開舊體制缺口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化，新舊體制膠著對峙造成很多嚴重問題，局部改革措施之間相互沖突、相互矛盾的現象越來越突出，要形成激勵兼容的制度框架，降低轉型過程中的震蕩，就有必要對改革的目標模式、方向和優先次序進行認真研究和部署。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后，中央先研究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在精心研究、設計的基礎上，推出了一套整體改革方案。經過上世紀90年代的這輪改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在短短幾年內就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了，實際上是中國經濟繁榮的基礎。也就是說，90年代的改革并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整體推進戰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那一輪改革中發揮的作用，實際上就是改革的總體設計和路線圖。

　　一些發達國家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確立下來確實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是逐漸演化形成的。但我們是一個后起的國家，不能再等幾百年讓它自然形成。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巨大又復雜的制度架構，不能夠邊設計邊施工；各個部門自己去設計，然后拼起來，又很容易受到部門利益的左右。這就需要對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的改革進行總體設計，保證這些方面能夠相互配合，共同朝向深化改革的方向起作用。

　　經濟觀察報：由上到下進行設計會不會抑制從下到上的創新？

　　吳敬璉：這個問題確實需要注意。所以整體設計需要傾聽民眾的改革訴求和基層政府的政治創新。這些年來一些地方進行了很有意義的改革實驗，譬如上海的國資退出競爭性行業已有三年，廣東的民間組織無主管設立和工商登記簡化改革，等等，這些都應該吸收到總體改革規劃中去。

　　經濟觀察報：你建議改革設計最好采取“最小一攬子”方案？

　　吳敬璉：是的。現在面臨的問題堆積如山，要進行的改革千頭萬緒，決不能事無巨細，四面出擊。問題太多，所以要分清輕重，篩選出一組相互關系密切、又是關鍵性的改革項目，形成所謂“最小一攬子”的總體改革方案。

　　經濟觀察報：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恐怕是腐敗蔓延問題。

　　吳敬璉：這確實是大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腐敗這么嚴重，它的體制性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遏制腐敗？

　　學界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有過很多研究。2000年，尉健行任中紀委書記時，吸收了學界關于“尋租”問題的研究成果，提出來腐敗要從源頭上根本治理。這個源頭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行政審批制。所以在2002年，國務院減少了很多的審批項目。但2004年以后，出現了“局部過熱”這個詞，要用行政措施撤減項目，結果行政審批又變相回來了，原來對腐敗體制性原因的很多分析，又被人們忘記了。

　　其實，腐敗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握的資源太多，直接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這個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就形成了利用公權力“尋租”的機會太多、腐敗四處蔓延的局面。所以要解決腐敗問題，還是要從根源上研究和解決。只有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約束政府分配資源的權力，減少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才能鏟除腐敗泛濫的基礎。

　　經濟觀察報：也有人認為收入分配是改革的一個突破口。

　　吳敬璉：這些年，黨政領導人非常關心這個問題，熱切地希望縮小收入差距。但我總覺得，對于這個問題產生的基礎性原因分析不夠，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通過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上了。由于再分配靠國家財力支撐，財力用得過多，就要靠加稅來彌補，結果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礎。

　　從根本上說，分配是由生產決定的。要解決當前勞動者收入過低的問題，首先要趕快讓農民工成為擁有更多知識、更多技術的勞動者，尤其要讓他們成為有產者；其次，目前的土地產權制度和征購辦法使農民很難分享土地升值的利益；第三，農村創業得不到資本支持。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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