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 不能再出錯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 發展方式轉變任務緊迫 深化改革更刻不容緩

　　經濟觀察報：改革與發展的關系一直是中國經濟一個很糾結的問題。發展快了想不起改革，慢了，首先想到的是宏觀調控。

　　吳敬璉：自從中國經濟增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減速，人們就開始討論，這種減速是周期性的，還是趨勢性的。如果是前一種，那么經過一段時間，再配合采取刺激增長的短期政策，經濟增長就可以恢復正常。如果是后一種，則需要針對造成這種趨勢的深層原因采取改革措施。

　　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趨勢性降速。宏觀經濟出現減速問題，過去慣常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所謂“中國模式”，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去動員海量資源投入救市，拉動經濟增長。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就是這樣做的。2009年用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到8%以上。但是只維持了不到一年，經濟增速就開始連續5個季度下降。如果減速只是周期性的，結果不會這樣。

　　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達到驚人的程度。世界史上沒有一個別的國家像我們有這樣高的投資率。在大躍進高潮的時候，投資率也沒有超過40%；日本高速增長時期，最高投資率是34%。即使統計上有幾個百分點的高估，目前接近50%的投資率也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這種情況下還試圖繼續依靠強勢政府動員海量資源支持短期增長率，顯然是一種飲鴆止渴行為，結果會非常嚴重。

　　經濟觀察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揚、中國銀行曹遠征、德意志銀行馬駿等經濟學家分別做的全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都發現國家資產負債表近年來加速惡化。

　　吳敬璉：是的。政府動員海量投資來對付經濟趨勢性下行時，因為相當一部分項目其實是回報率很低、甚至沒有回報的，就直接造成了國家資產負債表杠桿化率的攀升。一旦遇到外生的沖擊，就可能爆發系統性的危機。

　　經濟觀察報：消費、出口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出口不力，消費不振的情況下，要維持經濟增長，最終還要依靠投資。

　　吳敬璉：你說的這種政策分析思路確實很流行，從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一直延續到現在，可以說是主流的取向。其實所謂“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決定增長速度源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短期分析框架，處理的是短期問題，不是中長期發展問題。凱恩斯本人有一句名言，叫做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也就是說，他的理論框架和政策建議針對的是短期問題；至于長期問題，他還是贊同以前的主流經濟學意見的。

　　從最近這些年的發展歷程看，我們現在遇到的恰恰是中長期增長中趨勢性下降問題，面臨的是中長期發展中存在的矛盾。這種情況下用“三駕馬車”框架去分析中國的增長問題并不合適，得出的結論也是不可靠的。

　　經濟觀察報：那么你認為怎樣分析中國增長率的趨勢性下降問題呢？

　　吳敬璉：產出的中長期增長由幾個要素，或者叫“動力”支撐：一是土地和自然資源投入；二是勞動投入；三是資本投入；四是效率提高。前三種動力支持的增長都存在邊際報酬遞減問題，不可能長期持續，只有最后一種動力，也就是通過效率改進支持的增長可以持續下去。蘇聯人把前一類增長模式稱為粗放型（或譯“外延型”）增長方式，后一類增長模式稱為集約型（或譯“內涵型”）增長方式，中國也沿用這種說法。要處理經濟增長的趨勢性下降，解決之道只能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主要依靠海量生產要素投入轉向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

　　經濟觀察報：可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經提出來好多年了，問題好像并沒有解決？

　　吳敬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來了。到90年代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中央中央提出“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前一個轉變是后一個轉變的基礎。可是中國往往出現數典忘祖的事情。一個政策原則經過很大努力，終于被政府采納，寫到政策文件中去。然后大家都跟著說必要性、重要性，可說了一段時間，又忘了為什么要這樣說了。2004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學界就又有一場關于重化工業化還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大討論。我積極參加了當時的大討論，結果寫成了一本《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深入討論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最近，上海遠東出版社出了這本書的新版，因為書里提出的問題并沒有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早就寫到了文件，可是體制改革嚴重滯后，這樣經濟發展方式當然轉不過來。

　　經濟觀察報：你在2005年出版的書就講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刻不容緩，這些年過去了，豈不是變得更加緊迫？

　　吳敬璉：當然。對投資驅動越來越嚴重的依賴，造成多方面難以化解的問題：從微觀上說，經濟增長伴隨著巨大的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現在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土地、水和空氣—都出了大問題；從宏觀上說，貨幣超發，國家資產負債表加速惡化，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短期政策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因為投資在GDP的比重越來越高，在分配上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比重就越來越大，勞動收入占比越來越低，成為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在社會方面，政府權力對資源配置的行政命令導致腐敗蔓延，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明顯降低。

　　現在刻不容緩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克服妨礙市場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性障礙”。這樣經濟活動的效率才會提高，發展方式轉變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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