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將至，對禮品市場的關注漸熱，尤其是在“三公”消費受限的現狀下。據報道，紀檢部門已下發通知，節日期間嚴禁用公款送月餅送節禮，嚴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與公務無關的宴請。這被外媒概括為“中國禁止官員用公款送月餅”——與之相應，還有外媒引述投資分析師的話稱，鑒于“在中國，中秋節是繼春節后的第二大消費旺盛期”，“這毫無疑問將傷害節日消費……可能會大幅削減社會消費”。

　　這話，前半句沒錯，中秋是個大市場；后半句卻未必成立——這結論有點“壞壞”的意思，這邊廂得抑制“三公”消費，那邊廂得提振消費，且冷眼旁觀你如何從這吊詭的局勢中脫身出來。

　　如果說真有這種“困局”的話，能否跳出，關鍵要看政策層面的定力和企業層面的創新。實際上，這遠非一個單純的節日消費問題，而是與制度經濟學論證的中國發展前途有著某種“同構”關系。

　　經濟學家周其仁解讀日前剛剛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的主張：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變革中國》梳理了中國整個改革過程，最后一章說到中國下一步，因為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一定要走提高生產率這條路，而不是靠低成本優勢在全球立足。“要知道增加工資沒什么關系，只要生產率比工資漲得快就不怕。重要的是怎么提高生產率？靠科技創新。”

　　這里就涉及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角度。政策上過于害怕勞動力成本提升，企業經營中過分壓低工資，基于這樣的思路，當然可以構成一條發展路徑。但這是不可持續的，并非中國行至今日，大家所期待的真正變革。

　　同樣，“三公”消費收緊以來，一些餐飲商家的思路是轉型為更加隱秘的會所，讓公眾看不見也就無從監督這些消費。中秋節前夕，據報道一些禮品商家的心思是，我們也要研究客戶的心理，向這些會所學習……這樣的邏輯，與那些不思以創新提高生產率，卻變著花樣壓低工人工資的企業，如出一轍。難道就不能更有出息一點？與其費力鉆“三公”的空子，不如去拓展大眾的消費需求。面對這么巨大的消費者群體，商業渠道、模式的創新總該大有可為吧。

　　另一方面，面對那些看熱鬧的目光，需要政策定力。“傷害節日消費、大幅削減社會消費”，確實有可能，但這就和勞動力成本上漲帶來的困境一樣，依靠創新總能破局。難道缺了公款月餅，中秋這桌消費宴席就注定美不了？別逗了！

　　從中秋禮品市場，到“三公”消費現狀，再到社會發展路徑，我們期待真正的創新與變革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