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西人之法”的海南近代股份制
何麟書先生
海南股份制銀行先驅鄭任良先生
1930年,海南社會賢達、華僑捐資合股建成海南醫院。圖為首屆理事合影。
股本簿中的
海南往事
清末民初,海口通商后,海南經濟逐漸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資本的巨大力量很快沖破了漫長歲月“包裹”起來的自然經濟,股份制模式先發端于漁業和橡膠墾殖業,進而挺進制鹽業、制糖業、木材業、礦業、紡織業等實業,銀行業和商業隨后也相繼有了股份制的經營模式。
歷史上的他們,走過的路,遇見的事,都如滔滔江水,不再逆轉。
“海南船王”黃學校、“橡膠大王”何麟書、“海南書局”唐品三,他們都是在海南經濟發展史上,于各自所擅長領域成就卓著的人,但可未曾想過,不相識的他們日后會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在海南近代實業發展歷史進程中,成為股份制發端的見證人。
小小的“股份簿”,翻開了近代股份制經濟欣欣然成長的50年。
推斷漁業為
海南股份制經濟發端
看到“船王”黃學校南海耕海歸來,“爺爺駕著大帆船回來啰!”年幼的孫子在岸邊大聲喊。南疆的風浪阻止不了海南漁民遠洋的腳步。
清朝晚期,每年文昌、瓊海兩地都有三四十艘漁船赴南海捕撈,最多時達到六七十艘。這些船中,“船王”黃學校只是經營其中的一艘船。
收益高、風險多,闖南海,就要造大船。
漁民如何造大船?黃學校是見證者之一。海南經濟史研究學家陳光良說,在黃學校身邊的同赴南海捕撈的船隊中,投資經營方式此時正悄然發生改變。從對海南漁民的調查材料綜合分析,當時開發西沙、南沙漁業的經營方式,已演化為“合伙制”、“雇傭制”、“租賃制”三種。其中,“合伙制”,具有股份合作和勞資結合的特點。
陳光良說,漁民一般有20人至30人合股投資造船,建造一條漁船需要萬元股本,分解為股份之后,每人可以出一股或者數股。若是籌措股本不夠,還可招局外人參加入股。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合股一般是憑信用,有的不立契據,要合伙人共同商議,形成口頭承諾,并指定會算賬的人管理賬目;而有少部分也立契據,這個契據被叫做“公憑”。
遠海漁業最早讓海南有了股份制的雛形,入股者同時就是本船出海者,股份收益與耕海所得兼顧,利害榮辱系于一船,責任和權利統于一身。因此,這種股份合作與勞資合作的“合伙制”,作為最初的“企業”組織,在海南經濟發展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如果說股份制在漁業的體現中僅僅有少數“公憑”可以見證,那么在墾殖業中便可尋覓到有關股份制更多、更具體的身影。
同樣在清朝末期,隨著遠洋航運的興盛,海南島漁業產品等名優特產輸往大陸的數量逐年增加,市場需求刺激了本島各地熱帶經濟作物的生產。新形勢下,不少僑居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聯系所在地熱帶經濟作物種植的成功經歷,開始關注利用海南島熱帶地理氣候優勢發展產業的問題。海南本地的華僑也利用回鄉探親的機會,積極傳播海外市場信息,并身體力行,不斷引進熱帶新品種試驗栽培,尤其是橡膠、咖啡、菠蘿、胡椒等作物,以股份制為基礎的發展也從橡膠墾殖業開啟。
華僑是海南橡膠墾殖業的開拓者,也正因為有著海外經驗和背景,才能夠使“股份制”這一在當時較為特殊的資金募集形式得以傳播。
“橡膠大王”何麟書的曾孫何子彬一直保留著一份珍貴的股份簿。1906年,何麟書在馬來西亞部分瓊籍工商企業界人士中集資了5000元光洋股金攜帶回國,成立“樂會縣瓊安墾務有限公司”,但起初的墾殖一直不順。泛黃的股份簿上便有一份這樣的記載:“本公司由何君麟書邀集股本,在樂會縣崇文鄉合口灣地方開辦,專為種植樹膠等業,起計由丙午年開班。初因外洋采買種子一連三年之種均無發,而轉種各業亦不起色,原集之股本伍仟元(大洋)盡歸烏有。”
何麟書雖心急如焚,卻沒有灰心喪氣,他細心分析認為問題可能出在種籽。為了歸還股東股金,重新籌集資金,他安頓好家人,火速重返馬來西亞。瓊籍鄉親為他的執意追求而感動,一些股東后來收回原索股意見。這次,他續資并添招外股東120股,共籌集資金15200大洋,親自選購優等新鮮種籽4000余顆,試種發芽后運回海南精心栽培,當年便成活幼苗3200株。
盡管時間上同處于清朝末年,陳光良認為,作為股份制發端,兩者都已具有股份制的初步模式,但漁業還是要略早于橡膠墾殖業。
民國股份制模式
在各領域快速發展
海南師范大學張興吉教授認為,從橫向比較來看,海口通商后,海南經濟逐漸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資本的巨大力量很快沖破了漫長歲月“包裹”起來的自然經濟,股份制模式進而挺進了海南制鹽業、制糖業、木材業、礦業、紡織業等實業,銀行業和商業隨后也相繼有了股份制的經營模式。呈現出股份制在多行業并驅發展的態勢。
這期間海南的制鹽、制糖業股份制經營十分明顯,股份制鹽場由鹽商投資經營,常年雇工曬鹽、收鹽、運鹽。私營瓊崖實業銀行是少數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民國22年(1933年)由鄭任良先生集資創辦,額定資本國幣20萬元。銀行依照有限公司組織章程,成立了董事會并設監察人,1934年開業,至1936年資產總額已達30余萬元。遺憾的是,日軍侵瓊后,該行停業,抗戰勝利后因南洋各股東在戰爭中流散,未能復業。
在商業領域中,海南書冊文具業則突出體現了股份制早期的發展。
據《海口工商史料》(1989年版)記載,辛亥革命后實施教育體制改革,海南各縣鄉紛紛設立學堂,民國初年又改為學校。當時海口商人,為迎合時代需要,先后集資開設書店,經營書冊文具。書店中有大量以股份制為依托的組建模式。
在民國的書店中,海南書局、會文書局、廣智樓書局、華文書局、文教書局、大光書局、瓊崖書局、文化書局等,在當時頗具名氣,集中在今天的海口市博愛北路。
記者查閱資料獲知,海南書局鋪宇布局寬敞,前后共四進,中間有兩個天井大庭。它與其他書店不同的是,增設了印刷部,這個部就設在第四進。整個書局有職工百余人,這樣大的規模,在當時全市來說也少有。
海南書局設有董事會,董事長兼經理就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唐品三先生,他是瓊山縣府城城西七里村人,創新思路,在書局創辦伊始就發行小面額股票,每股光銀五十元,工農商學兵都可以購股,集腋成裘。
到了上世紀30年代,瓊崖教育事業發達,全島有中小學校2000余所,需要大量的教科書,人們紛紛趕到海口購買。當時海口有6家書店經營教科書,競爭很是激烈,競爭的結果,對書店、對顧客都沒有太大的好處。從書店的角度來看,要以折扣作為找來顧客的手段;對顧客來說,往往一家書店不能完全滿足需求,得跑遍全市各書店。而各書店,都同知其弊,于是決定聯手的方法加以解決。
如何聯手?當時在海南書局、會文書局的邀請下,文教書局、華文書局、廣智樓書局、大光書局,一直同意合股開設“瓊崖書業公司”,因合股,而產生了書業的第一次“聯營”,對于教科書,內部調劑,互通有無,大大方便了顧客。可惜的是,日敵鐵蹄踏進海口后,圖書文具業遭受沉重打擊,海南書局被搶占,其他門店也紛紛關門停業。盛于一時的書業僅剩滿目凋敝。
海南股份制經濟經歷斷續起伏
20世紀前半葉,海南社會中的資金流向出現了跟過去不同的新的變化,而這種資金流向的變化,與海南早期的工農商業發展變化息息相關。但是,從中仍可以發現,海南“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加之戰爭等原因,股份制企業普遍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過程,并始終處于低級形式,以資本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極其有限,在日軍侵瓊前夕其興辦的高潮已成過去,而且從某種角度也證實,這一期間,海南的整個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尚未能為股份制企業的成長,以及向股份制更高形式轉變,準備好相應的條件。
海南島解放后經歷了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股份制至50年代中后期銷聲匿跡。直至改革開放后,1984年進行過海南股份制改革嘗試,1991年正式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造的規范化試點并全面推進。1992年11月23日,代碼為000502的全國第一家民營企業改組的“瓊能源”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隨后上市的還有瓊南洋、瓊民源等。資本市場有如戰場,廝殺博弈,這些“股份制”上市企業,曾一度有過榮光,卻最終以退市、“北飛”成為輝煌過后的幻影。
今天新的發展時期,賦予了海南股份制企業新的發展活力,股份制正被期待以更多樣的形式和更大的作為,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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