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頻失蹤多涉經濟出逃 休假治病成借口

　　胡星時任：云南交通廳副廳長?時間：2007年1月19日?方式：持假護照至境外?結果：被規勸回國，因受賄罪判刑。

高嚴?時任：國電總經理，曾任云南省委書記?時間：2002年10月?方式：任上突然消失?結果：不詳，曾傳在澳大利亞。

盧萬里?時任：貴州交通廳廳長?時間：2002年1月24日?方式：持假名字的護照出境。結果：2002年4月被押解回國，后死刑。

　　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說，這些年，中國不但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簽訂相關協議、談判、協調協商力度也在不斷加大。失蹤官員被引渡或遣返歸國受審的案例越來越多。

　　“沒有遣返或引渡歸國的人，他們在國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想跑出去也越來越困難了。”李永忠說。

　　今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做工作報告時稱，五年來，檢察機關會同有關部門追繳贓款贓物計553億元，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6220人。

　　央行網站曾刊登完成于2008年6月的課題報告《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該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出境限制與身份造假

　　國家對干部出境有明確規定，包括報批等。失蹤官員多持有假身份

　　對于公職人員、領導干部出境問題，國家其實有多個明文規定。早在1999年，中辦就已下發《關于加強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出國（境）管理工作意見》。要求，正縣(處)級以上干部因公臨時出國(境)，要辦理審批手續，要由單位填寫備案表，報上級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審核等。副處級出境也要填寫備案表。

　　領導干部因私出境，則需經上級組織、人事部門批準，再到公安部門辦手續。副省級以上干部因私出境，出境審批手續也更嚴格。

　　即便如此，高官外逃依然不斷發生。綜合報道看，一些官員出逃前辦理了假的身份信息等。

　　根據公開資料，目前為止失蹤最高級別官員，是2002年10月消失的國電總經理高嚴，他曾任云南省委書記。媒體認為高嚴攜巨款外逃。審計署2003年審計發現國電公司國有資產流失46億。

　　高嚴至今處于“失蹤”狀態。曾有消息稱他在澳大利亞。

　　據報道，高嚴擁有至少3個不同名字身份證，4本中國護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證。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除本人護照外，還持有廣東某地戶口及護照、澳門居民身份證。當年他出逃，便是持假護照越境。

　　專家介紹，對于領導干部的出境管理越來越嚴格。例如要求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及離退休副廳級以上干部，因公、因私護照均要交由相關部門統管或登記等。

　　今年初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王岐山在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

　　此前，2010年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要求子女或配偶移居國外的公職人員，應向組織（人事）部門書面報告有關情況。

　　中央紀委、中組部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暫行規定》應當適用于所有國家工作人員，考慮到縣處級副職以上領導干部掌握更多公共資源，《暫行規定》將其作為規范重點。

　　技術與制度“預防”

　　專家李永忠認為，沒有責任倒查機制，也是官員能夠“失蹤”的原因之一

　　反腐專家李永忠說，公職人員失蹤前，一般做了準備。其家庭成員動向一般會發生變動，同時，他們的賬戶、股金、房產等財產，也會發生一些變化。如果有關部門關注及時，應不難發現蛛絲馬跡，作為重點關注對象。

　　“這段時間他長途電話是不是多了，收發郵件頻率是否變得頻繁。這段時間是否深居簡出或頻繁活動……”李永忠說，這些官員也可能會突然到遠的地方開會或休假。這些可能是給出逃準備條件。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認為，公職人員出逃時，往往會把財產轉移境外。這樣的大批資金流動，銀行應該引起注意并向有關單位匯報。“銀行應該成為反腐敗的生力軍”。

　　今年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出建立“公職人員名單管理”體系，建議把官員及家屬、利益關聯人在銀行、證券、房地產等行業的信息納入監督平臺。林喆認為，這個體系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敗行為，包括防止官員出逃。

　　李永忠指出，對于官員提拔乃至失蹤官員，幾乎沒有責任倒查機制。“沒聽說有部門因官員出逃而受到處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責”，也是致使官員失蹤（外逃）問題的弊病之一。

　　姜明安認為，必須重視制度建設，“制定法規從源頭上防止官員失蹤”。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如廣東珠海，著手制定預防腐敗的法規。姜明安呼吁中央也盡快出臺預防腐敗的法規。

　　在李永忠看來，目前技術不斷發展，對防止官員失蹤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但這屬于技術層面，“微觀角度”。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從宏觀角度進行權力結構改革，“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備注：依據公開報道和新京報記者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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