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底層群體在保障房建設中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建設之初即有認同感，才不會建成后大量閑置。

　　山東1.29萬套，海南9000多套，廣東1.15萬套，云南2.3萬套……近日，多個省份審計結果暴露出保障房“愁嫁”的空置尷尬。在深圳，入圍申請公租房的家庭1萬多戶，但有45%的申請家庭棄租。多地公布的審計報告指出，閑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位置偏僻、配套設施不完善、房屋品質存在問題。

　　城市低收入群體，若非保障房的種種弊端讓人實在無法接受，一般不會出現棄租的現象。這從一個現實選擇的角度描述了保障房的問題之突出。保障房不是已經供過于求，而是一些基層政府習慣性地走了一條重數量不重質量、重政績不重內涵的建設路徑。

　　保障房是政府的民生工程，理論上有政府信譽在其中擔保。高的空置率，既傷害了翹首以盼的底層民眾，也挫傷了政府部門的形象。是以，面對上演“空城計”的保障房，一些地方政府需要為此前的草率決策買單，對曾經追求數量和政績的粗放觀念作自我矯正。該究責的究責，該追償的追償，集中力量完善保障房的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盡最大可能修復存量保障房的弊端。救活存量保障房，讓它實現惠民便民的初衷，考驗著基層政府的為民理念和執政水平。

　　大量保障房空置“遇冷”的窘境，提醒各地在保障房建設中必須要有相關的制度約束和規范。這種約束和規范，可從兩方面：一是，基層政府部門汲取此前的教訓，站在底層民眾的角度和立場上，周密設計制度框架，例如河南省出臺的關于選址、配套設施、配建比例的“三不”政策，用以指導和規范保障房建設。

　　二是選擇吸納民意和凝聚共識，引入公共聽證制度。《行政許可法》和《城鄉規劃法》都規定了公共聽證制度，后者對規劃報送審批前和規劃實施定期評估環節，都做了以聽證會等方式征求公眾意見的規定。事實上，作為一種公共保障服務，保障房的選址和建設與底層群體利益高度相關，讓底層群體在保障房建設中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建設之初即有認同感，才不會建成后大量閑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