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延安（資料圖）

　　中共初創期負責人

　　張國燾在北京還是不得存身，他已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單，況且，用他的話說：“我的學業已耽誤了一個學期，到了無法追上的地步。”學業之夢就此破滅，他索性整日泡在北大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

　　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乘著暑假多已離開學校。在征得李大釗的意見后，他決定去上海。行前，李大釗讓他向陳獨秀“表達他的意思，大意是他雖主張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入手，但陳先生如有進一步計劃，他也很贊成”。這時，陳獨秀等已在上海創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就要回北京了，陳獨秀希望李大釗在北方發起組織共產黨。

　　回到北京，他向李大釗介紹了上海的情況，并轉述陳獨秀的意見。10月，李大釗、張國燾和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召開了會議，正式成立共產黨組織，隨后成立支部，李大釗為書記，他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

　　1921年6月，北京黨接到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劉仁靜是這樣回憶選舉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他說：“我記得選舉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可分身為由辭謝，這樣最后才確定我當代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時，會議主持人理所當然應是陳獨秀，可陳獨秀因故缺席，而李漢俊、李達不善交往，代表們這才推舉張國燾主持會議，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在中共一大上，代表們選舉出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的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

　　中共初創時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工人運動， 8月中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張國燾為主任。正當他全神貫注于工人運動時，又被推舉為中共代表之一，去蘇聯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這是中共參加首次大型國際會議。會議期間，他還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工人代表鄧培，受到抱病出席會議的列寧的接見。這在當時黨內是非常稀罕的殊榮。

　　回國后不久,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從中共二大到西湖特別會議，他都與國際代表馬林唱對臺戲，反對與國民黨黨內合作，而堅持建立黨外統一戰線。1922年10月，陳獨秀與劉仁靜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一直到次年1月，他代理陳的職務,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二七大罷工時，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因此也就成為總罷工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震驚世界的“二七慘案”中，他也在被捕之列，只是在工人的幫助下化裝成賣花生米的小販，才死里逃生來到漢口的法租界。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他因不贊成與國民黨的黨內合作，而與馬林再次發生爭執，他的中央委員因此而落選。1924年5月，他們夫婦被逮捕。據上海《申報》報道：“自前日（5月26日，作者注），偵緝隊已開始拷訊，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另據相關檔案資料，他在獄中供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北京黨的負責人。

　　階下囚的生活使他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他說：“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他承認自己現在已經沒有“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他的革命情緒明顯消沉，他自己也表示以后“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的好”。

　　坐了5個月的牢，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他們夫婦終于走出牢房。出獄后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他又進入中央核心，進入中央局。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發生時，中央局的5位成員中，彭述之患傷寒住院，蔡和森也因氣喘病而不能視事，陳獨秀負責全黨的工作，瞿秋白主編《熱血日報》。他是中央局分管工運的干部，責無旁貸地去了上海，直接指揮和領導五卅運動。

　　1925年10月，中共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不久改稱軍事部），張國燾擔任主任，可謂中共第一任軍事領導者。在中共五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并和陳獨秀、蔡和森組成為政治局常委，他還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后又增補瞿秋白為常委。此時，他扮演了一個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擠對總書記陳獨秀，作為那個時代的見證人和中央機關的工作者鄭超麟回憶：

　　“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后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

　　以后回到上海，顏昌頤證實了這件事情。他當時在中央軍委一個機關做事，他說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三人，每次中央開會前先到這個機關的一間房子商議什么事情，然后去開會。”

　　他終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中央常委會，陳獨秀體面地下臺，由他和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所決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舉行南昌起義，他支持南昌起義。可7月26日，共產國際來了新的指示：“如無勝利之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中央讓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將共產國際指示向領導起義的幾位同志傳達。7月29日，他給南昌的同志發去密電：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要等我到后再決定。第二天，他趕到南昌，仍然堅持如上意見，沒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對。他見起義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緊急會議上，還是服從了多數人的意見，同意于8月1日凌晨舉行武裝起義。

　　就是這段經歷，使他在八七會議上，由政治局委員而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來還一擼到底，只是個普通黨員。他對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中央申訴。在中共六大上，他舊話重提，就自己的處分與瞿秋白進行不依不饒的爭論，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似是為他辯護說：“張國燾說：‘我當時想暴動是很危險的，但我不敢說’。……為什么呢？因為說了就有機會主義的嫌疑。我對于他是很明了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實在是怕說，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過錯的。他要是亂叫，自然可以說他是機會主義，不守紀律，而將他開除出黨籍了。”

　　也許是布哈林的話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在歸國途中，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已經增補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3月28日，中央決定在鄂豫皖蘇區成立中央分局，決定讓他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書記，而這正是他所心馳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馳騁的所在，我為之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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