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結構性減稅4個月：企業“吐槽”稅負不降反升

　　物流運輸行業的人力成本、路橋費等均不在增值稅抵扣范圍內。　(許叢軍/CFP/圖)

　　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大改革，“營改增”在上海試點4個月后，試點行業和企業紛紛“吐槽”稅負不降反升，難以抵扣進項，補貼不透明，此項稅改正在呼喚配套措施

　　2012年5月6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經濟對話“聯合成果”中的一項是：中方“營業稅改增值稅”將擴至所有服務業。據悉，今年下半年，北京有望跟進“營改增”試點改革，此外津、深、寧、穗等地也已提出試點申請。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消除重復征稅，是我國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最根本”內容，其意義被認為“超過了1994年分稅制以來任何一項稅制改革”。

　　“營改增”從今年1月1日起在上海地區12.9萬家(截至3月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中開始試點，至今已實施四個多月時間。在官方的評價中，試點達到了結構性減稅的目標。

　　國家稅務總局一位領導在近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中稱，營改增試點可以降低大部分納稅人稅收負擔。官方數據顯示，參與試點的小規模納稅人稅負下降超過40%。

　　但行業協會給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今年3月，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簡稱中物聯)對上海65家物流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物流企業特別是運輸型物流企業普遍反映“稅負大幅增加”。

　　報告稱，這些企業在2008年至2010年年均營業稅的實際負擔率為1.3%，其中運輸業務負擔率平均為1.88%。而實行“營改增”后，即使貨物運輸企業發生的可抵扣購進項目實務中，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增值稅負擔率也會增加到4.2%，上升幅度為123%。

　　調查報告發表后引起廣泛關注。“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在上海試點中應進一步發現和解決相關問題。在問題沒有充分暴露，沒有找到相應解決辦法的情況下，貿然擴大試點范圍，將會產生較大震動。”中物聯呼吁。

　　南方周末記者赴上海實地調查“營改增”試點企業的真實稅負增減情況，發現這一看上去很美的減稅改革，在具體操作中的確枝節橫生，問題繁多。

　　鏈接：“營改增”試點

　　今年1月1日在上海正式啟動的交通運輸業及部分現代服務業的“營改增”試點，具體包括陸路、水路、航空、管道四大運輸服務業，以及部分現代服務業，包括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和鑒證咨詢服務。根據試點方案，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物流輔助服務如倉儲、配送及貨運代理等實行6%的增值稅稅率，代替過去5%的營業稅稅率。

　　增值稅，我拿什么來抵扣你？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于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

　　“營改增”之后，上海市增值稅稅率由兩檔調整為四檔，在17%和13%的原稅率之外，增加了11%和6%兩檔低稅率，分別適用于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而此前，其所適用的營業稅稅率分別為3%和5%。

　　與營業稅“簡單地”根據營業金額來核算所不同，增值稅是根據“增值部分”來征收。通俗而言，按照企業的“收入部分”確定應征稅額的“銷項”后，可以用“成本部分”作為“進項”用來抵扣，抵扣得越多，企業要繳的增值稅越少。因此理論上，“營改增”可避免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

　　但上海的試點情況卻并非如此。

　　“‘營改增’后，我們的稅收負擔直線上升，比起之前的營業稅，增值稅幾乎翻番了。”快人快語的竇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竇雅是上海一家高端化學品船運公司的財務經理。

　　竇雅“曬”了一下公司的概賬：2億元的年收入，成本為1.5億元，“營改增”之前繳納3%的營業稅，即600萬元。而改為征收增值稅后，公司卻需繳納1050萬元的稅——稅負比之前上升了75%。

　　稅負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成本無法作為“進項”加以抵扣。以該船運公司為例，其成本的大頭是燃料費和人工費用，分別占總成本的31%和27%，按規定只有燃料費可以作為“進項”進行沖抵。

　　但燃油這個大“進項”能否被抵扣，也存在很大變數。因為不管海運還是陸運，運輸企業免不了在外地加油，而當外地加油站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企業就拿不到抵扣的憑證從而“抵扣無門”。

　　即使油費可以抵扣，加油站要求運輸公司購置油卡，把油卡用完才給開增值稅發票。也就是說企業必須累積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加油小票后，才能換回用以抵扣的增值稅發票。這中間的現金利息成本自然由企業承擔。

　　一些按規定可以抵扣，卻由于對方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的環節，目前同樣無法作為進項抵扣，比如維修費，大多數維修店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

　　還有一大塊無法抵扣的成本，是營改增試點前購置的固定資產的折舊支出。竇雅所在的船運公司之前購置的船舶使用年限是20年，20年內以“船舶折舊”的形式分攤，占每年總成本的16%。目前這部分成本無法參與抵扣增值稅。

　　中物聯的調研結果顯示，“營改增”后，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企業實施11%的增值稅稅率，由于運輸企業的人力成本、路橋費等不在抵扣范圍，約占到總成本的35%，有些企業稅收負擔甚至增加2倍以上。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于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竇雅說。

　　與營業稅比，增值稅的計算和征收要更復雜，其對企業會計、財務、信息系統都有更高的要求。為此企業都必須重新購置打印增值稅發票的指定設備，支付接入聯網和維護的費用，并增加專業人手。對于企業來說，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

　　強弱分明的稅負轉嫁能力

　　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而“營改增”導致的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物流行業的提價潮。

　　按照試點的規定，交通運輸服務類企業稅率為11%，當可抵扣項缺乏時，比此前5%的營業稅要高出很多。

　　上海一位從事物流咨詢的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從物流行業來看，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但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這一行業的提價潮。

　　處于物流運輸業最上游的是解決方案提供商，也稱為“總包商”，它們承接制造企業的整體外包方案，再分包給不同的代理、運輸企業。這類企業一般員工數量少，從而人工成本低、稅負低，同時它們談判能力強，可以轉嫁稅負，“處于上游的總包企業可讓下游的分包商開具增值稅發票，直至最后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運輸、快遞企業。”上述人士認為。

　　而一線的運輸、物流和快遞企業人力成本占比最高，其人工、倉儲、固定資產等很多成本項目現在無法拿到增值稅發票抵扣，也無法向客戶轉嫁稅負。同時，上游客戶中原有的增值稅納稅人會要求企業出具11%的增值稅發票，以擴大自身進項抵扣稅額，這又加大了自身抵扣困難的物流企業的成本。

　　“目前按交通運輸服務稅目試點征稅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導致試點后企業實際稅負大幅增加。尤其是貨物運輸是充分競爭的行業，平均利潤率只有3%左右，稅收負擔大幅增加，企業內部無法消化。”上述中物聯的報告認為。

　　面對陡然升高的稅負，微利企業唯一合理的經濟行為是提價。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業務主管合伙人李軍表示，在營改增后應當培育“調價也可以雙贏”的思維，前提是對方也可以進行增值稅的抵扣。

　　李軍舉了一個例子：某廣告公司在繳納營業稅時，收入為100萬元，繳納5%的營業稅后的收入是95萬元；“營改增”后，這家企業最理想的情況是可以提價到106萬元，而如果其客戶可以憑增值稅發票抵扣，那么雙方有可能以106萬元成交，雙方的利潤均不減少。

　　但如果客戶不能進行增值稅抵扣，且具有強談判力，就很可能不接受漲價。比如該廣告公司的客戶是“財大氣粗”的商業銀行，而銀行目前還沒進入“營改增”試點，就很可能不接受廣告公司6%的漲價幅度。這樣一來，假如沒有足夠的進項抵扣，廣告公司的盈利會比“營改增”之前少。

　　對此竇雅也深有感觸，她坦言公司目前無法去跟制造業客戶談提價，“今年航運行情本來就很慘，人家還想讓運費價格下降呢，你還想上調？客戶馬上找外地的運輸公司了。”

　　同樣的顧慮也存在于貨物代理業。上海廣運國際物流公司總經理鄧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多數貨物代理公司不敢提價。“行業存在需求不足，光是一季度，我們的收入下滑了三成以上，一旦提價，很可能嚇跑客戶。”目前，貨物代理行業的增值稅率為6%，高于此前營業稅率5%，該行業也和運輸業一樣缺少抵扣的進項。

　　也有貨物代理企業已經隨著“營改增”邁出了提價的步子。沈琳最近一個多月都在忙于應付外地客戶們的投訴，原因是沈琳所在的公司給客戶的報價包含了6%的增值稅，即漲價6%。沈琳從事的是“指定貨代理”，即海外的進口商巨頭授權指定由沈琳的公司獨家代理，“靠著大樹好乘涼”，這是公司敢于提價的底氣。

　　沈琳給客戶的提價理由是：對方——外地客戶都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反復投訴以后，這些制造業客戶也只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增值稅轉嫁”。

　　自4月份以來，快遞行業在全國范圍內已經輪番漲價。“油價和人力成本上升，已經推動快遞價格快速上漲。稅負轉嫁也會推波助瀾。”一位上海快遞業人士如是理解。

　　“人力成本占快遞公司收入的50%以上，卻不能抵扣，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我們不反對改革，但政策要考慮行業特殊性。”順豐快遞一位高管對記者說。

　　利星行物流的一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營改增”向全國推廣后，如果部分行業稅負上升的問題依然存在，可能會出現較大面積的提價潮。“倘若各地‘營改增’后的運輸業還是面臨稅負上升，那么很可能一起提價。”

　　李軍的看法是，“營改增”導致的漲價，有可能是由行業內的領導者來發動，而中小企業只能被動接受。

　　不一樣的補貼

　　“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兇，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么哭，也顧不上了。”

　　從今年1月份起，竇雅所在公司開始折騰將運輸業務搬遷到洋山保稅港，洋山保稅港對增值稅實施“即征即退”、全額返還的優惠政策。“但還有個問題，涉及國際航線運輸的稅收要等到年底才能退。”竇雅皺眉說，“為什么就不能直接免掉呢？”

　　“營改增”幾個月來，上海的運輸企業都強迫自己“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上海新杰物流公司總經理王堅告訴記者，“營改增”也令其稅負大增，比如自營運輸部分從原先繳納3%的營業稅變成了繳納11%的增值稅，而占新杰物流總成本30%以上的路橋費不能用于抵扣增值稅。“成本增加得太厲害了！”他說。

　　從去年下半年起，盡管公司缺跑運輸的卡車，但王堅堅持租車用也不買車。直到今年元旦一過，他大手一揮購置了價值幾百萬元的卡車和運輸工具，此時這些“進項”可以抵扣增值稅。不過，王堅也擔心，“長此以往，夠嗆！處理不好就是坐以待斃。”

　　一些在其他省份有分公司的上海運輸企業為了避稅，則開始“移花接木”，比如將本屬于江蘇分公司的采購“轉移”到上海的公司名下，變成可以抵扣的“進項”，同時，再將上海公司的收入“暗中轉移”到江蘇分公司去。

　　與運輸業的“積極自救”相比，面對17%“昂貴”增值稅率的融資租賃業，則多少顯得有些束手無策。它們原先適用5%的營業稅稅率，“營改增”試點后被認定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適用稅率變為17%。

　　據記者了解，試點啟動4個多月來，因為“不知道如何開票和記賬”，很多租賃企業幾乎沒有開展過新業務。“當初給融資租賃業設計17%稅率時，是以為這個行業會買進很多固定資產。”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沒想到實際上多數融資租賃企業都是散兵游勇，很多企業都“分拆”經營，每一家注冊的企業都各自只有一艘船或一輛車，不會添置新的資產。

　　針對部分試點行業企業稅負不降反升的實際困難，上海市出臺政策，對“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因新老稅制轉換而產生稅負有所增加的試點企業，按照“企業據實申請、財政分類扶持、資金及時預撥”的方式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給予財政補貼。

　　但在竇雅看來，她根本不指望這些補貼能帶來多少幫助。“這么多企業去爭搶，未必能輪到我們，就算我們有資格拿，真正到手也不知道是猴年馬月了。”

　　竇雅的悲觀并非過慮。一位上海財稅部門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對企業“營改增”稅負上升的補貼只能“抓大放小”，盡量滿足各區縣納稅500強以內的企業補貼。“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兇，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么哭，也顧不上了。”

　　事實上，大企業不僅交稅有補貼，連“附加費用”也有望節省下來。所謂“附加費用”，是指根據企業所繳納的稅款，按照約1%的比例再交城市建設、教育附加等費用，這筆費用直接劃轉給上海市政府。

　　“附加費算起來是很驚人的。”上述財稅部門人士透露，有部分年納稅數十億甚至逾百億元的大戶，光是附加費用就高達數千萬乃至過億。

　　稅收是按照中央、上海市以及各區縣分成，而這些附加費用直接進了市一級政府的口袋，區政府只好“自掏腰包”補貼給轄區內企業。竇雅對補貼的看法是，“這是鼓勵懶人的做法。那些大企業一旦獲得補貼，可能都懶得讓運輸司機找加油站要增值稅發票了，反正虧了有補貼嘛。”

　　改革需要配套

　　即使是國稅與地稅合一的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上海市被選中為“營改增”先行試點地區的原因，除了交通運輸物流業和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外，還因為其國稅與地稅合一，改革難度相對較小。一旦“營改增”試點擴大到北京、江蘇或其他地區之后，增值稅統一由國稅機關征收，地稅機關的功能還存在重新定位的問題。

　　但即使是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認為“營改增”試點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改革是否動真格，要落實在對人的考核體系上。”劉勝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上海稅務機關對人的考核還是按照老一套的辦法，沒有針對“營改增”試點作出調整。

　　一位參與了“營改增”試點工作的上海稅務人士對記者坦承，“營改增”試點跟業績考核無關，“‘營改增’就像義務勞動，上海市2012年全市地方財政收入預算增長為8%，這才是稅務部門業績考核的標準。”

　　竇雅告訴記者，當不少企業企圖搬遷到洋山保稅港以減輕稅負時，會遭遇到來自原來所在地稅務機關的壓力——各區縣的稅務機關都不希望“肥水外流”，“稅務機關會軟硬兼施，要么許以全額補貼，要么拖延辦理遷出手續。”

　　“現在上海的稅務部門很尷尬，既要負責增加稅收，又要幫助企業減輕負擔。”上述稅務部門人士說。今年一季度，上海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103.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7%。而在2010年和2011年，上海市一季度一般預算收入分別保持29.9%和37.1%的高速增長。

　　此外，今年一季度上海增值稅同比增長了11.9%，而營業稅同比減少了7.9%，官方的解釋是“營改增”使然。“改革后，我們應該感受到整體稅負下降才對，否則無法解釋我們已經避免了重復征稅。”劉勝軍說。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竇雅、沈琳為化名。南方周末記者謝鵬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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