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估算：普通工薪階層一生繳100萬稅負

　　隱蔽的稅網

　　這個賬單的數字，遠遠大于每個月我們工資單上的繳稅數額。

　　這與中國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有關。在每年的稅收總額中，只有6%左右來自個人所得稅，70%以上都來自增值稅營業稅等流通環節的流轉稅。

　　從早到晚，即使是在睡夢中，你都掙脫不了那張沉重卻隱蔽的稅網。

　　一早，把你鬧醒的那部蘋果手機，里面就含了上千元的“冤枉”稅。

　　以蘋果iPhone4S(16G)為例，在內地賣4988元，香港大約4129元，在美國約賣4087元。這是因為，國內的蘋果手機，是聯通等運營商從美國蘋果公司手上購買的，算進口，得加上17%的增值稅。但蘋果手機是在深圳的保稅區生產，出口到美國和香港卻不用交稅，所以能賣得比內地便宜。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中國的增值稅為17%和13%兩檔，相比較，歐洲平均為10%，日本為4%。而且，增值稅是一種間接稅，商品每流通一次，都可能被征稅，而最后往往是由消費者來埋單。

　　商家將這些稅收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最直接的體現是商品價格比國外的普遍要高。一些發達國家主要是向居民直接征稅，流轉環節征稅很少，所以商品中含稅也少。

　　聯想集團(微博)董事長楊元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的聯想電腦在國內沒有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里面，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p>

　　就算你呆在家里什么也不買，你的房子也可能被征稅。3月6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說，在上海和重慶兩地開展的房產稅試點，正在考慮向北京推廣。

　　“如果2012年就把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控制在10%以內，至少可以給全國企業和居民減少1萬億元的負擔。”2012年的兩會上，政協委員李劍閣(微博)說。他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年增長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始終高于GDP十到二十個百分點。

　　李劍閣的總結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見。

　　不過，官方不認同稅負繁重的說法。2011年年底，《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中國的稅負不痛苦，而且是合理的。理由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2007年的一項計算，工業化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水平為45.3%，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而中國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李劍閣提供的數據是，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雖然從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且沒有任何一年出現下降。但他同時指出，中國大量的財政收入是沒有納入到預算范圍內的。也就是說，很多超收的稅收，沒有計算到上述公式中去。

　　郁悶的企業

　　別太傷心，TCL的董事長李東生(微博)比你還郁悶。

　　2011年，TCL凈利潤不到17億元，但稅收高達42億多元。最近一次股東大會的時候，很多股東責問李東生干嘛交那么多稅。李東生無奈地表示：“我肯定沒有多交稅?！?/p>

　　在這42億多元中，有百分之十幾是稅外的行政性收費。李東生對南方周末記者建議說，教育附加和城市建設費等稅種，都是二十多年前財政收入很少的時候征收的，現在完全可以減免甚至取消。

　　李東生背后的企業群體的減稅訴求是，希望參考早期外資企業優惠政策——對企業利潤中轉投資部分應適當減免所得稅，鼓勵再投資，同時為行政性收費減負。

　　對他們來說，現在的稅收中往往包含了重復征收。

　　比如說，有媒體曾經公開報道了集成電路工業的案例。在這個行業，工業流程往往包括芯片設計、加工、測試、封裝四個環節。如果一個企業自己做四個環節，以產生150萬的銷售額為例，按17%稅率繳增值稅25.5萬元。但實際上，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分工變細，企業越來越多地會選擇外包。假設將其中兩個環節外包，這兩個環節產生的營業額為60萬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繳納3萬元營業稅。在現行的稅制中，外包完成，這家集成電路公司最后做出成品銷售出去后，這3萬元也不能抵扣，所以整個環節中國家收到的稅收實際上是25.5萬+3萬=28.5萬元。

　　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工越細，國家收到的稅就越多，這正是傳統稅制與現代產業形態之間不匹配所導致的。

　　但這樣的狀況正在發生改變。2012年1月份，上海啟動以增值稅替代營業稅的改革。很快，北京、江浙一帶的地方政府已經紛紛跟進，申報試點資格。

　　這只是新一輪稅改中的一部分。2011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多項稅改措施，涉及增值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關稅等多個稅種。

　　其中，影響面最廣的是個稅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財政部長謝旭人透露，2012年將提高增值稅與營業稅起征點。而據賈康透露，2012年中國的進口環節有六百多項產品關稅要下調。

　　至此，新一輪的稅改全面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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