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一次會議上針對一些干部遠離群眾的現象他指出：“少數干部重物輕人，甚至為了短期經濟增長不惜損害群眾利益，出現了干部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眾卻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現象。”（1月9日《華西都市報》）。

　　“經濟牛市”與“幸福熊市”的說法，生動地描繪出當下頗具代表性的社會現象，那就是一面是宏觀層面的經濟發展成就不斷刷新與攀升，一面是普通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所牽涉到的切身感受卻未能與之“同步”。于是便出現了“經濟牛市”與“幸福熊市”這種看上去十分奇特的一種現象。

　　之所以稱這種現象“奇特”，是因為依照常識與慣例，“經濟牛市”本應成為一個社會文明、幸福的基礎，正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飛速發展的經濟本應為公眾提供更為豐富的物質產品和精神享受，讓公眾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分享成果，體驗成就。從這種角度而言，經過幾十年來的飛速經濟發展，如今國人所擁有的物質生活較之以往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我們都能從媒體種種的對比性報道中通過數字或個體公民的生活得出結論。

　　既然如此，為何“經濟牛市”未能順理成章地帶來“幸福牛市”，反而出現群眾“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現象”呢？原因很多，但依筆者淺見，主要有兩點。一是我們需要拷問這“經濟牛市”的外表下，我們的經濟發展質量、產業結構等宏觀問題是否科學。當注意到“土地財政”、“8億條褲子換歐美一架飛機”，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仍舊煙囪高聳、霧氣騰騰，我們也許會對“經濟牛市”究竟成色幾何心中多些冷靜與壓力。二是“經濟牛市”雖然與幸福指數有著直接的關聯，但決不是惟一的衡量指標。靠“強拆”之類的手段也許在短短時間里就會樹起高樓，為GDP增加若干百分點，可具體到當事公民身上時，他們的幸福指數是否會與這GDP的增長成正比呢？

　　更為關鍵的是，一個人，不是僅僅靠米活著，他（她）需要有質量、有尊嚴的生活。這種生活由一件件看似細小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匯集而成，買一套房要占據他（她）人生多大的份量？上學、治病是否會花費他（她）過多的精力？拋開經濟層面的壓力不講，他（她）在面對公權力時是充滿身為納稅人的豪情還是小心翼翼陪著笑臉？他（她）是否可以放心地行走在自己國家的大地上而不用擔心“清查外來人口”？……這些細碎的點滴卻恰恰構成一個人的生活切面。此時，那些媒體上經濟發展成就的美好數字抵不上他（她）對物價上漲的擔心，抵不上對父母養老、孩子入學種種問題的憂心，此時，“經濟牛市”與“幸福熊市”這一對看似背離常識的“混搭”就出現了。

　　從胡錦濤總書記的“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到溫家寶總理的“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無不激起強烈的反響。這正是因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體面”與“尊嚴”已經成為普通人更為關注的字眼。這其實也是對“經濟牛市”、“幸福熊市”現象進行修正的一種訴求與呼聲。當“經濟牛市”向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當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談論“幸福”、關注“幸福”，著手探討建立如同GDP那樣強硬的但更為科學的考核指標時，“經濟牛市”才會成為“幸福熊市”全線飄紅的引擎，在提供豐富物質產品的同時，拉動整個社會向著民主、文明、法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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