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成為牟利的借口，康復變作體罰的外衣，這些現象雖說是利益慫恿下的惡行，但也是責任缺失和監管不力下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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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智障的人而言，社會的專業性康復機構無疑是一盞“希望之燈”，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收錢治病”，更深層面上隱含著彼此關懷和對人生的希冀。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看護，尤其是在執法監管不力的環境中，這些人性化機構，也可能會出現反人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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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想象，當家人每月耗費5000元的巨額學費，將8歲大的智障女兒送到康復中心，懷揣的是一份何等溫暖的期待。然而，他們為女兒買到的卻不全是人性的關愛與治療，還有罰站以及與男性同居一室的“臨時隔離措施”，這就是發生在北京啟蕊康復中心的冰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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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寧愿相信，這只是智障康復事業中的一次“不小心”或“小意外”，雖然對受害人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心靈傷害，但還不足以讓人對此類職業持普遍懷疑；但我同時也很擔心，這樣的個案能否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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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的存在是以人性惡的假設為前提，對于初衷再良好、立意再人性的人或機構，法律也應站在懷疑的立場作出種種責任預設。只要制度上的責任體系健全，即便出現一兩次“意外”，也無須擔憂整個行業會陷入危機。問題是，北京啟蕊康復中心的這次“疏忽”，正是在行業規范稀疏、責任追究晦暗、執法監管不力的背景下發生的，應引起社會的足夠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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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智障、網癮、心理障礙等問題的康復性治理，相關的執業標準、資質審查、監管責任等，目前缺乏健全的法律規范。在規則尚未確立的情況下，各種冠之以“人性目的”的康復機構蓬勃興起，在患者親人滿眼期待中賺得盆滿缽滿。至于人性化治療或救助的背后，究竟隱藏著哪些不可示人的細節，則很少有人探究。如果不是記者的報道，我們可能還不知道天底下竟然有把“戒除網癮”變成“封閉暴力”的治療中心，有把“收容孤兒”變成“販賣孤兒”的孤兒院，還有把“美容”做成“毀容”的醫療機構。

　　人性成為牟利的借口，康復變作體罰的外衣，這些現象雖說是利益慫恿下的惡行，但也是責任缺失和監管不力下的“蛋”。就拿智障康復中心來說，作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婆婆”，民政部門原本應擔負起平時的監管職責，但現實中這些執法僅僅停留在登記審核和事后處罰階段，平時的檢查性執法難得一見，如此自然難以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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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完整的世界，一次不經意的哪怕是初衷良好的傷害，或許都會留下難以修復的創傷。報道中還透露出一個令人不安的信息，“學校剛進來一名男子，曾被父母用鎖鏈鎖了5年”，由此看來，呵護人性，需要立法的體貼入微，需要執法的嚴密無間，也需要全社會的真情傾注。只有把每一個人當作主體性的人，從內心確立起對人的權利的尊重，才能讓我們的社會遠離“陽光下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