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完全排斥公權力量對文化發展負有監管責任，但具體到低俗現象時，礙于道德的抽象與不可捉摸性，公權理當保持足夠的忍耐意識。當然，這并不是說低俗有理，可以任其放縱，而是應透過多種社會輿論平臺，最大限度爭取公眾共識，抑制削弱低俗文化的市場。

這樣說，倒不是因為《新聞周刊》對小沈陽不大感冒，我們就應群起而攻之，而是我們理應就此反思，社會公共道德評價體系對低俗到底是否具備充分的話語表達能力，是否能夠聚積為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低俗現象形成足夠的免疫能力，而不是寄望于行政判官，用權力告訴我們什么是低俗，什么不低俗。 (原題：“最低俗的中國人”為何擁躉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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